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路遥对于我而言，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在我的心灵空间，他就是父亲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一员。
    1970年的夏末，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母亲领着我去延川县城看望父亲。我去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写字的本本。父亲工作的县革委会在一个山坡上。父亲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铺开的稿纸上写字。
    母亲推了一把我说：“去跟你王卫国叔叔要一点稿纸。”我便勇敢地走过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这位叫“王卫国”的人就是后来的作家路遥。
    路遥拿起写字的那沓稿纸，扯了一半递我，我正要去接，蓦地，他却将手收了回去。将那半沓稿纸较仔细地又一次一分为二，然后递给我。我接过稿纸转身，扑向母亲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好像受了极大委屈。“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小气！”我想，“你住的是爸爸的窑洞，用的也是爸爸的稿纸，这么小看人！”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县城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大年初一，刚刚吃过早饭，路遥就和他的未婚妻林达两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到我家。按当地的习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门的，但思想激进的路遥向来都不按套路出牌。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常说“贼来不怕，客来怕”。路遥却是我家的常客。当时村里住着北京知青，冬季农闲时他们都各自回京过春节，路遥和林达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窑洞住下。他俩通常起床较晚，常常是饭熟了还不见他们进门，母亲就打发我去唤他们。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路遥和林达就长时间陪父亲说话。谈话的内容我不懂，大概离不开文学和时政。有时他们凑到我家的书柜前，翻看里面的书籍。他们挑选好喜欢的书，就躲到知青的窑洞看书去了。
    1975年，父亲从延川调到延安报社工作，我们的家也从农村搬到了延安。那个时期的父亲情绪非常低落。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路遥，另外一个是闻频。他们都是《山花》时代的挚友。路遥推开门，高高举起双臂大喊：“谷溪，人民胜利了！”当父亲听到“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非常震惊，半天没说出话来。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太白酒。三个人饮酒畅谈，整整一个通宵。
    虽然关注路遥的人很多，但对于路遥的整体成长道路来说，父亲更像是他每次进行文学远征时，出发前的送行者、行进中的鼓励者、到达终点的安慰者。
    记得我上初三那年，下午放学回家看到父亲端坐在写字台前，路遥站在窑洞中间面对着父亲。屋内烟雾弥漫，地上到处都是烟头，两人表情都严肃而亢奋。我不关心他们的谈话内容，但听出来他们是在谈论路遥正在着手写的一本大书。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讨论的所谓大书，就是后来奠定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平凡的世界》。
    小说《平凡的世界》完成后，应该是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延安宾馆，他到市文联找父亲。也许是不愿让外人听他们说话，借口打发我和新婚的妻子到他在宾馆的房里帮他洗两件衣服。并交待：桌上的稿子千万不敢乱动，衣服的领口要揉搓一下。
    路遥的生活简单而有特点，走路顺着路边，独来独往。细想起来，路遥的生命历程其实就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孤旅，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分担的。他面对创作时的紧张和恐惧，其实就像一个探险者面对一座很难逾越、但又必须逾越的高山一样。曹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