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吉思汗铁骑驰骋、建立其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时，他对各种景教（基督教）亦采取了“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
    他曾与信奉景教的克烈和汪古部族联姻，让景教在其皇族贵戚中自由发展。在占领中亚景教流行地区撒马尔罕后，其子抱雷染病，元代景教名人马薛里吉思之外祖撤必为其进家传良药香果蜜丸舍里八，并让景教徒为他祈祷，使之得以痊愈。撤必从此成为成吉思汗的御医，获“答剌罕”身份而免掉人身隶属和赋税差役之苦。当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窦旅行来到当时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和林时，他曾让他们带信给罗马教皇，请教皇派100名学有专长的教士来东方传教。其子窝阔台大汗继位时，对景教等亦实行怀柔政策。太宗之妻脱列哥那本人即景教徒，并曾直接参与朝政。元定宗贵由大汗登位时，亚美尼亚国王海敦派其弟仙伯德赴和林道贺。使臣因蒙古人之景教信仰而感叹说：“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传四方。”宪宗蒙哥大汗继位后也宽容一切宗教。他曾说：“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虽然反对蒙哥汗的有景教徒镇海和夸达克，蒙哥汗却并不因此而鄙弃景教，因为其母也是信教者。此外，他所重用近臣博剌海也是景教徒。这种态度一脉相承，为整个元朝统治者所保持。对此，真正统一中原、建立起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表白说：他对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回教的穆罕默德、犹太教的摩西、佛教的释迦牟尼，这四位先知皆敬奉，由是其中在天居长位而更真实者，受我敬拜可保佑我。元统治者的这一姿态，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以及蒙古人传统信仰中的原始萨满教崇拜等在元代都得以保留和发展。
    随着元朝的建立，各种宗教得以恢复，景教在中原地区获得新生。出于管理宗教事务之需要，元朝设立宣政院管理佛教事务，又设立集贤院专管道教。至元二十九年（1289年），忽必烈又设立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教事务。就其规模而言，“元制，礼部亦掌僧道，然有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有集贤院以兼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而礼部之掌，遂有名无实。是可见元代对于僧、道之尊崇。顾也里可温之在元，亦为一种有力之宗教，特置崇福司，秩从二品，其阶级盖在宣政之下，而与集贤等也。”崇福司设官分职之命名乃取自基督教“传福音”之义，其职能即“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卷八九）。”延祐二年（1315年）时崇福司曾改为院，“置院领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元史·百官志》）”。延祐七年（1320年）恢复崇福司原有“司”之机构，以求管理上的方便。忽必烈执政期间，景教在甘州、宁夏、天德、西安、大都等处都设有主教区，其主教驻地“掌教司”数目达72所之多，反映了元代景教曾有过的繁荣景象。林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