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息息相通，无数唐代文人或游边、或入幕、或奉使，行进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写下了壮丽多姿的边塞诗，构成了盛唐最华丽的乐章之一。
    初唐杨炯的名篇《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一代文人的价值选择，“投笔从戎”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签。与中原相比，边塞奇丽而苦寒的自然风光，紧张而动荡的军旅生活，以及多彩多姿的异域风土人情，激发着唐代士人。或许可以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
    从长安西去踏上丝绸之路，第一道自然屏障即为陇山。陇山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隔断了秦陇两地，分开了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而且是一道文化分隔线，是京畿内地与边关塞外的分界线。岑参作为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其《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写道：“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诗中所写当是诗人的耳闻，却也透露出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心理感受与无限遐想。高适的陇头诗歌则多写得慷慨激昂，如《独孤判官部送兵》：“出关逢汉壁，登陇望胡天。亦是封侯地，期君早着鞭。”征人登陇而激扬风发的英雄豪情，表露出悲壮的美感。
    翻越陇头，经过南北两路皆可到达凉州，凉州自古以来为河陇重镇。盛唐时期尤为繁荣。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曰：“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于凉州歌舞繁华刻画中可见诗人之豪情。
    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玉门关，扼守丝绸之路要冲，也是唐代诗人着意刻画的西域门户。自汉代班超上疏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生入玉门”，乃成为此后西出大漠文人的口头禅。晚唐胡曾《咏史·玉门关》咏叹“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反其意而用之：“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阳关”作为一个意象，也是进入绝域的门户，又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唐诗中送友人赴安西而作的诗中写到阳关的不少，如王维名作《送元二使安西》、耿湋《陇西行》等。在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人中，岑参也最有代表性。
    西州境内的交河城地势险要，安西大都护府最初即选择设在这里。这里是丝绸之路中的交通要道，在不少诗人笔下，交河成为西域的代名词，交河冬寒、征戍之苦成为诗人常写的意象。如虞世南《出塞》：“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骆宾王有《从军中行路难》诗云：“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孟郊《折杨柳》写道：“花惊燕地云，叶映楚池波。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陈陶《水调词十首》更从征夫思妇着笔：“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在这些诗里，交河已是象征边塞的文化符号。
    至于轮台、北庭、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唐代边塞诗中亦多有描写，唐代西部的边塞诗歌，通过形象的诗歌语言勾画出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可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感性资料。丝路景观也为边塞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成为诗人抒情的触媒。二者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丝路文化影响唐代边塞诗的精神风貌。丝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唐代中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其二，丝绸之路为唐代边塞诗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古人云文学得江山之助，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也得到丝路之助。一方面，丝路上的自然景观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全面翔实的刻画，大量的边塞诗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丝路风光的全景图。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景观已不限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写实，而上升为蕴含着丰富历史与人文内涵的文化符号，前文分析的陇头、凉州、阳关、玉门关莫不如此，不仅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也深深地影响了边塞诗的风格与意境。
    其三，丝路景观作为触媒影响边塞诗的情感抒发。在唐人心目中，边塞是地理分界线，也是文化、风俗与心理的分界线，以及家园与绝域的分界线。因此，除了客观的写实，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边塞诗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边塞成为借以抒情的文化符号，丝路风景也成为激发诗思的触媒，古典诗歌常写的思亲念友、聚散匆匆，报国心切、岁月空老，人生苦短、功业难建，征戍无期、归家无计等，这些平常之情均在边塞背景下得到激发和强化，从而汇成丰富多彩的多元特色。因而，唐代边塞诗中蕴含的情感如同西域的美酒，显得更为浓烈，值得细细品味。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