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被神格化即为神马，也称为天马、龙马。丝绸之路是一条跨越时空的各种文化与文明进行交流融和的纽带，由于其路途遥远，加之所经之地多为方圆几百里不见人烟之戈壁荒漠，因此速度快、耐力好、通人性之马便理所当然地担当了这一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使者；加之马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马的过多的依赖等等，也正由于马在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马渐渐地在人们的认识与理解中便不是一般的一类家畜动物了，而是被赋以神性的一面，带有图腾崇拜之性质。
    神瑞思想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主要的文化现象，以《山海经》所记为集大成者，中有众多的各种传说的瑞兽，也包括“天马”。以后历代各朝这种神兽瑞应思想与题材史载不绝，各处相应的图像也是一直或原形或略作变异而不断表现于各类载体。天马并非都有外在特征，而是一种内在本质的神化，当然翼马这种称谓则更加具体化，那就是一般要有翼翅的存在。“天马”是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马的神格化，又是对马的一种崇拜，类似于图腾崇拜。
    在沿丝绸之路及其他广大地区，从西汉魏晋以至隋唐、西夏各朝都可见到，存在于石窟，墓葬或其他等载体，那么作为丝路起点与交汇中心、几代国都、汉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广见于两汉魏晋时期诸多地区墓葬画像石或画像砖中的翼马等有翼神兽，关中长安也不应例外。同为墓葬，在关中唐十八陵的地面大型石刻中，其中的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乾陵、玄宗李隆基泰陵、肃宗李享建陵、德宗李适崇陵、宪宗李纯景陵、穆宗李恒光陵、敬宗李湛庄陵、武宗李炎端陵、宣宗李忱贞陵、懿宗李简陵、僖宗李儇靖陵都有石刻翼马(桥陵为二翼兽，其它各陵多也应有，但李遭破坏不存)，均相对而立，东西各一立于神道两侧。其中以乾陵石刻翼马最具代表性，东西二翼马，均站立于有上下石座及础石的底座之上，雄伟壮观，“翼马披鬃，嗔目、合口、背平、体圆、尾垂、腿直立，足为蹄、腹下透雕，两胁雕饰五层卷云纹翼翅，翼翅为扇面形，前锐后阔。西列翼马额上有角。”石座上刻有龙、狮、怪兽及云纹等，飞动感强，应是衬托主体翼马的特征。其它各陵翼马也基本类此。唐陵翼马无论从内在气质、造型风格等各个方面都与我们在前节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的翼马、天马相一致，“头生角”与敦煌唐砖天马、榆林窟天马可资比较。作为唐代帝王陵园地面神道竖立的石刻翼马群像，其艺术造型与风格无不体现着大唐帝国优久文化与历史，应是中国传统神马题材的表现。
    另外，在初盛唐时期流行一种“瑞兽葡萄镜”，其中之瑞兽有被称为“海马”、“天马”的，向达先生喻其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但我们认为这种“马”仍系为在中国流传已久的神马、天马题材，正如铜镜本身一样系中国土特产。长安所见翼马图像与敦煌除隋联珠纹及西夏以外翼马的时代相当，均系初、盛、中晚唐时期，二者应与大唐一统文化体系下同一图本的流传不无关系，以待详考。但二者的文化源渊必当一致则应无疑，影响所及直达西夏，并在日本也有表现。
    至于敦煌翼马图像，除了隋代的联珠翼马外，其他均为非联珠翼马，二者区别明显，反映不同文化传统与影响在敦煌的存在及其发展。飞机场魏晋墓中翼马明显为传统题材，初唐第334窟翼马，所站立花草为卷草纹在同时代的唐墓中大量出现，其文化成分纯属中原色彩，而且这匹翼马造型略具几分神化的特点。唐壁画涅经变中的翼马后有详述。天马砖、西夏二窟翼马与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龙、凤等怪兽同时存在，以及翼马，龙身，头生角，其特征表明为神马、天马。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实物的出土证实，中国传统的“天马”具有神化般的特点，是为神马，如《史记》所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空与兮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又如《博物志。异兽》云：“文马赤鬣身白，似若黄金，名吉黄之乘，复蓟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集中体现在武威雷台铜奔马、酒泉丁家闸天马、唐陵翼马、敦煌天马砖、以及榆林第3、10二窟翼马。铜奔马张嘴嘶鸣，足踏龙雀，有闪电般的速度，掠空而行；丁家闸天马则四周流云飞卷，天马昂首飞驰，张嘴惊鸣，四足腾空，鬃毛如利刃飞出，极力渲染一幅飞动之感，给人无限的想象与美妙绝伦的感觉；榆林第10窟翼马，双翼飞开，怒目圆睁，腾云驾雾，群兽飞动，有从天而降之势。另外敦煌唐砖天马吸收飞天技法的绶带表现法，而省却流云等衬托物，以天马舒展的四足渲染和表现腾飞之姿。到了唐陵翼马，集大成者，二马相对，庄严而又雄猛，昂首挺颈，双翼飞动，底座配以线刻云纹及龙狮等加以表现其特征；周围石刻林立，陵园建筑环境优美静穆，山峰耸立；前视一望无际的关中八百里秦川，渭水缓缓流淌，气魄无度。此外，丁家闸十六国天马、武威雷台东汉铜奔马、敦煌唐砖天马、唐陵翼马(仅个别)、榆林窟西夏翼马在头顶或生角或束一竖立鬃毛状物，特别是榆林第3窟“龙身”翼马则更具传统色彩，系为“龙马”亦即神马、天马。
    马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