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标高，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内心需求，帮他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基本上全社会的收藏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商业的博弈，至少99%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社会各角度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严重的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这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不会；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标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奥运会银牌有谁，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说，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渡过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讲究孝道，跟韩国不能比，你看韩国电视剧，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在韩国的文化输出当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谨的法律，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中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划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条绳——什么成本最低？地上划条线最低。在国外的机场，地上划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会若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个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
    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