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我就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父亲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
    我只得怅怅，收起这张毛边纸，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就这样带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当面呈上，并将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先生听我转述父亲的原话后，沉默了一会，点头道：“不易。”接过宣纸，他打开来看，“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羡林先生寿比青松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继而他用手抚摸着，喃喃道：“我自己裱。”
    贺寿庆典当日，我赶到北大勺园3号楼上，小会议厅已经人集如云，气氛隆重。
    那天参加寿宴的人，有文坛学界的重要人士，有学生与记者。祝寿者热情洋溢。有一位将先生喻为“未名湖畔的一盏明灯”，更有一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心中是“红太阳”。
    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画为贺，琳琅满墙。四壁的名人条幅，都在赞先生，说他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悬挂。
    父亲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辞，更“迂”得出格。
    当司仪报告，“有请寿星老、尊敬的季羡林先生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
    季先生的神态却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点儿也融入不了这个喜庆场合。
    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听寿星说出这番“不凑趣”的话，众人一时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宠辱不惊也。
    这是具有季羡林特色的话，婉转谢绝了别人的盛情，表达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别人。骨子里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赠画的墨荷，此时鲜活起来。本意不是来听祝词，亦不在乎酒宴；而听到先生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兰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这是他最清醒的声音。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个人”。他在抗御，可惜这抗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
    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