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以“悄悄话”的形式，在《进击的局座：悄悄话》一书里讲述自己年轻时求学、当兵、成为学者的经历，以及被网友们称作“局座”受到千万粉丝关注后的心路历程。鼓励年轻读者勇于创新、学以致用、理性看待现实。本书还科普了国防、兵器、网络战等军事问题。摘录如下。
    导弹部队当技术兵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18岁之前，我一直在那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上小学的时候，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垒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大家睡通铺。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的霉丝，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
    1970年，我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
    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在部队还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无线电和机械专业，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一旦业务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我都是藏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单纯业务观点”。可能因为我“又红又专”，领导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最初是打算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外交官的料。
    到北大学习阿拉伯语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0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
    阿拉伯语和它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发音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我费多大劲，都发不准确。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
    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炒菜，天天是抓几个馒头，喝两碗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
    那个时候北大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搞半工半读。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也很多。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同时，还喜欢听一些中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讲座，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在毕业考试中，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改行从事科研工作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
    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让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只能从文字到文字。那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但我从1980年起毅然改行从事科研工作。刚开始，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有后劲”。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种后劲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素质教育”。人才的培养，不能光注重分数，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我经常把人生看作爬山，你自己确定一个终极目标，比如是珠穆朗玛峰。然后，竭尽全力地往上爬，不要着急，不要灰心，要一往无前，哪怕只前进一步你都是成功者。爬过一座山头，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头，于是就下决心征服它，然后再继续往前爬，如此往复，直至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