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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求知是最美好的事情
1月14日，“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一个世纪的历史浩荡，人生汹涌，最后平静地流汇到北京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一幢灰色的老楼里。
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照顾了周有光先生16年的保姆说，这些年他“变得越来越慢”。他早年能流畅使用的法文和日文，现在读不了了。有些字他想不起怎么写，有些说法也已记不清，甚至人生中一些事情他全然忘了，直到看到有些关联物或有人提起，才恍然记起。
好几年里他都不再回卧室的床上睡觉，无论午睡还是过夜，都在一张沙发上屈腿度过。“床太高了，懒得动了。”他说。
但有些东西却是岁月没能夺走的。例如，他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跟进。他每天都要固定阅读5种以上报刊，《参考消息》是必看的，因为“里面还是有材料”；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几乎每天都要看，因为要知道哪些中文说法跟英文说法对应。他定期读友人从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图书。有的时候一天看一本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在书上勾勾划划，做满记号。
电影《阿凡达》热的时候，他想要去看。北京5号线地铁开通不久，他就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报上说星巴克火，他要坐上轮椅让儿子推着到王府井去尝一尝。他说5号线太方便了，等于从儿子家门口直接到他自己家门口；星巴克很不错，经营得科学。
他104岁的时候，跟人家大谈一种叫推特（Twitter）的“新花样”，还对手机大加赞叹：“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他快满100岁的时候，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场为时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关于比较文字学，只带了提纲，讲稿全在肚里，讲完还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
102岁那年，他在亲友陪同下到北京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婴儿说：“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
周有光开玩笑说他从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81岁算1岁。某种意义上，他人生一扇全新的门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打开的。那是1989年他83岁离休。在此之前，他是术业有专攻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此之后，他成了一个文化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耄耋之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一些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大多数人对他在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的成就不甚了了，虽然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享受着他的工作带来的便捷。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他创建了现代汉字学；他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他还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但相比较而言，文化学者周有光的公开言论，比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引起了更多的共鸣。他谈论所谓“中国模式”，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他引用李慎之的观点，赞同回归“五四”；他批评中国的教育现状，直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说，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批老知识分子，而不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撑起了新启蒙的旗帜，周有光就是其中一位。
周有光调侃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探索真理”。
他的头脑中似乎始终揣着一个坐标系，纵的那一条，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而横的那一条，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
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知识
周有光最开始研究的其实是经济学，并被一家银行派驻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上海解放后，一家人高高兴兴买了船票回国。他以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没想到他的所学并不被需要。如果不是在1955年“被改行”调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搞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可能已经像他那些经济学家同行一样，不由分说被打成“右派”。
某种程度上，周有光得以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部分是因为他刻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他钻进学问里，坚持不从政。
你如果想请教一下这个老头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回答你：“我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知识。追求知识，享受知识，创造知识，就是人生的愉快。”如果你再问他，那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会说，“知识是最美好的东西，求知是最美好的事情。”
他以科学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活，比如，基本不怎么喝酒，不抽烟，因为此前患有青光眼常年坚持滴眼药，一天不落，还读了不少讲怎样锻炼脑子的书。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以科学的理性来帮助自己面对死亡。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包丽敏
一个世纪的历史浩荡，人生汹涌，最后平静地流汇到北京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一幢灰色的老楼里。
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照顾了周有光先生16年的保姆说，这些年他“变得越来越慢”。他早年能流畅使用的法文和日文，现在读不了了。有些字他想不起怎么写，有些说法也已记不清，甚至人生中一些事情他全然忘了，直到看到有些关联物或有人提起，才恍然记起。
好几年里他都不再回卧室的床上睡觉，无论午睡还是过夜，都在一张沙发上屈腿度过。“床太高了，懒得动了。”他说。
但有些东西却是岁月没能夺走的。例如，他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跟进。他每天都要固定阅读5种以上报刊，《参考消息》是必看的，因为“里面还是有材料”；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几乎每天都要看，因为要知道哪些中文说法跟英文说法对应。他定期读友人从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图书。有的时候一天看一本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在书上勾勾划划，做满记号。
电影《阿凡达》热的时候，他想要去看。北京5号线地铁开通不久，他就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报上说星巴克火，他要坐上轮椅让儿子推着到王府井去尝一尝。他说5号线太方便了，等于从儿子家门口直接到他自己家门口；星巴克很不错，经营得科学。
他104岁的时候，跟人家大谈一种叫推特（Twitter）的“新花样”，还对手机大加赞叹：“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他快满100岁的时候，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场为时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关于比较文字学，只带了提纲，讲稿全在肚里，讲完还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
102岁那年，他在亲友陪同下到北京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婴儿说：“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
周有光开玩笑说他从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81岁算1岁。某种意义上，他人生一扇全新的门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打开的。那是1989年他83岁离休。在此之前，他是术业有专攻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此之后，他成了一个文化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耄耋之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一些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大多数人对他在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的成就不甚了了，虽然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享受着他的工作带来的便捷。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他创建了现代汉字学；他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他还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但相比较而言，文化学者周有光的公开言论，比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引起了更多的共鸣。他谈论所谓“中国模式”，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他引用李慎之的观点，赞同回归“五四”；他批评中国的教育现状，直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说，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批老知识分子，而不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撑起了新启蒙的旗帜，周有光就是其中一位。
周有光调侃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探索真理”。
他的头脑中似乎始终揣着一个坐标系，纵的那一条，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而横的那一条，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
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知识
周有光最开始研究的其实是经济学，并被一家银行派驻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上海解放后，一家人高高兴兴买了船票回国。他以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没想到他的所学并不被需要。如果不是在1955年“被改行”调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搞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可能已经像他那些经济学家同行一样，不由分说被打成“右派”。
某种程度上，周有光得以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部分是因为他刻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他钻进学问里，坚持不从政。
你如果想请教一下这个老头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回答你：“我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知识。追求知识，享受知识，创造知识，就是人生的愉快。”如果你再问他，那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会说，“知识是最美好的东西，求知是最美好的事情。”
他以科学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活，比如，基本不怎么喝酒，不抽烟，因为此前患有青光眼常年坚持滴眼药，一天不落，还读了不少讲怎样锻炼脑子的书。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以科学的理性来帮助自己面对死亡。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