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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的体面，一个国家的颜面
2016年11月24日，上海久新搪瓷厂最后一任厂长谢党伟举办“中国百年搪瓷展”。这次展览还原了当时上海寻常人家的生活场景。众多参观者驻足不愿离去。
受邀参加搪瓷百年展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对搪瓷也有很深的情结，他记得小时掉落过一只搪瓷碗，换来妈妈的一记巴掌——“这么好的东西被你打坏了！”长大后，周禹鹏离开上海随知青下乡，随身携带的则是“最时兴”的搪瓷茶缸、搪瓷碗、搪瓷表。
搪瓷又称珐琅，最早出现在埃及，是一种利用高温涂凝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具有耐高温、耐磨、绝缘等性能，曾被广泛运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饮食器具和洗涤用具上。但随着近年价格低廉、拥有更好工艺的瓷器、不锈钢等制品涌入，日用搪瓷产品逐渐销声匿迹。
国民记忆
物美价廉、流行于底层家庭，这是大众习惯于为搪瓷贴上的标签。其实不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搪瓷的前身珐琅主要运用于一些工艺品上，服务于欧洲豪门贵族，是他们私人定制的高级器物。在当时的中国也一样。珐琅最早传入中国是在隋唐时期，之后一直在宫廷打转，明代的景泰蓝即是个中产物。由于景泰蓝的釉料是从西方进口，价格昂贵，其制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
珐琅技术从贵族工艺品转向民用，进入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1914年，日本趁一战爆发，将大量低质珐琅制品倾销到中国，并带来了“搪瓷”这一从日语转化而来的词汇。由于是舶来品，搪瓷在民间一度被称为洋瓷。又因为用途不同，命名上出现分野，工艺品仍叫珐琅，日用品则称搪瓷。
搪瓷在中国的普及最初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富裕之家到寻常百姓的转化过程。民国早期，只有城市里少数有钱家庭才用得上搪瓷器具。某种程度上，它堪称那个年代的奢侈品，装饰着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
大户家庭出身的作家张爱玲就曾用网兜提着“洋瓷盖碗”去菜市场买豆腐，张恨水熬夜写《金粉世家》时，陪伴他的也常是炉子上咕咕作响的搪瓷茶壶。
1949年后，国家大力发展搪瓷产。1956年轻工业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准，开启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从部队到工厂到农村，从茶杯、碗盘、面盆到痰盂、尿盆，搪瓷制品无处不在；上至国家领袖，下到平民百姓，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如同粮米油盐，日用搪瓷的涨幅牵动消费者的心。1986年，《价格月刊》刊载了《全国部分城市日用搪瓷制品价格执行情况》，针对前一年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与沈阳、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搪瓷面盆、口杯、杂件的价格浮动情况做了详细数据统计。
搪瓷背后的厚重历史
因为深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1949年后搪瓷制品一度被广泛用于政治宣传。
先是抗美援朝慰问杯。白底红字、天蓝色滚边，毕加索的鸽子飞在天安门上空，上书“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那时上海的国营搪瓷厂大概生产了72万件这样的杯子，由中央慰问团带给前线战士，人手一个。
“上山下乡”时期，知青行李里多半装着一个由本地革命委员会分发的搪瓷杯，还是白底红字，写着“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口号。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中央慰问团向上海一、三、六、七搪瓷厂联合定制了97万件以天安门为背景的搪瓷杯。
搪瓷制品被当作政治宣传载体，素有传统。中国搪瓷工业的崛起最初其实也是源于抵制日货。“五四”运动期间，来自日本的搪瓷器皿受到冲击，相应地，铸丰、益丰、中华等一些民族搪瓷企业相继创立。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益丰搪瓷厂自发特制喷有“勿忘五卅”、“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纪念脸盆，市民竞相争购。与之相对，日本在华搪瓷厂渐次倒闭。
精神上，搪瓷仍是民族自强的信心来源。比如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是在民国开发的“柿形”脸盆基础上，中国搪瓷工人首次自行升级的工业设计——为矮墩扁平的造型加入弧度使之更加流畅优美。出于自豪感，人们称之为“36厘米双搪得胜式脸盆”。
除了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项目，搪瓷产品曾经还被当做国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获赠一套上海搪瓷三厂生产的熊猫图样汤盆，并将其陈列于白宫。1977年，上海搪瓷一厂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下榻的宾馆里制作了裙板式彩色浴缸。
一个时代的结束
搪瓷的式微，谢党伟认为跟不锈钢、铝合金和塑料制品的崛起有关——它们价格更低廉，形态更丰富简约。如今，中国搪瓷协会登记在册的搪瓷民营工厂仅剩百余家，其中做日用搪瓷的只有20多家，80%销售到国外。
虽然在城市家庭逐渐销声匿迹，但在某些农村和兵团，搪瓷仍大量存在。2013年，新疆学者邬建华走访多个新疆兵团家庭发现，一半家庭还在用搪瓷杯喝水，捧搪瓷碗吃饭，在搪瓷盆里洗脸，另一半家庭用搪瓷杯漱口，用搪瓷碗盛杂物或者种花——搪瓷曾陪伴他们走过炮火纷飞的年代，如今又成为兵团生活和审美文化的一部分。裘雪琼
受邀参加搪瓷百年展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对搪瓷也有很深的情结，他记得小时掉落过一只搪瓷碗，换来妈妈的一记巴掌——“这么好的东西被你打坏了！”长大后，周禹鹏离开上海随知青下乡，随身携带的则是“最时兴”的搪瓷茶缸、搪瓷碗、搪瓷表。
搪瓷又称珐琅，最早出现在埃及，是一种利用高温涂凝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具有耐高温、耐磨、绝缘等性能，曾被广泛运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饮食器具和洗涤用具上。但随着近年价格低廉、拥有更好工艺的瓷器、不锈钢等制品涌入，日用搪瓷产品逐渐销声匿迹。
国民记忆
物美价廉、流行于底层家庭，这是大众习惯于为搪瓷贴上的标签。其实不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搪瓷的前身珐琅主要运用于一些工艺品上，服务于欧洲豪门贵族，是他们私人定制的高级器物。在当时的中国也一样。珐琅最早传入中国是在隋唐时期，之后一直在宫廷打转，明代的景泰蓝即是个中产物。由于景泰蓝的釉料是从西方进口，价格昂贵，其制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
珐琅技术从贵族工艺品转向民用，进入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1914年，日本趁一战爆发，将大量低质珐琅制品倾销到中国，并带来了“搪瓷”这一从日语转化而来的词汇。由于是舶来品，搪瓷在民间一度被称为洋瓷。又因为用途不同，命名上出现分野，工艺品仍叫珐琅，日用品则称搪瓷。
搪瓷在中国的普及最初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富裕之家到寻常百姓的转化过程。民国早期，只有城市里少数有钱家庭才用得上搪瓷器具。某种程度上，它堪称那个年代的奢侈品，装饰着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
大户家庭出身的作家张爱玲就曾用网兜提着“洋瓷盖碗”去菜市场买豆腐，张恨水熬夜写《金粉世家》时，陪伴他的也常是炉子上咕咕作响的搪瓷茶壶。
1949年后，国家大力发展搪瓷产。1956年轻工业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准，开启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从部队到工厂到农村，从茶杯、碗盘、面盆到痰盂、尿盆，搪瓷制品无处不在；上至国家领袖，下到平民百姓，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如同粮米油盐，日用搪瓷的涨幅牵动消费者的心。1986年，《价格月刊》刊载了《全国部分城市日用搪瓷制品价格执行情况》，针对前一年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与沈阳、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搪瓷面盆、口杯、杂件的价格浮动情况做了详细数据统计。
搪瓷背后的厚重历史
因为深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1949年后搪瓷制品一度被广泛用于政治宣传。
先是抗美援朝慰问杯。白底红字、天蓝色滚边，毕加索的鸽子飞在天安门上空，上书“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那时上海的国营搪瓷厂大概生产了72万件这样的杯子，由中央慰问团带给前线战士，人手一个。
“上山下乡”时期，知青行李里多半装着一个由本地革命委员会分发的搪瓷杯，还是白底红字，写着“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口号。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中央慰问团向上海一、三、六、七搪瓷厂联合定制了97万件以天安门为背景的搪瓷杯。
搪瓷制品被当作政治宣传载体，素有传统。中国搪瓷工业的崛起最初其实也是源于抵制日货。“五四”运动期间，来自日本的搪瓷器皿受到冲击，相应地，铸丰、益丰、中华等一些民族搪瓷企业相继创立。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益丰搪瓷厂自发特制喷有“勿忘五卅”、“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纪念脸盆，市民竞相争购。与之相对，日本在华搪瓷厂渐次倒闭。
精神上，搪瓷仍是民族自强的信心来源。比如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是在民国开发的“柿形”脸盆基础上，中国搪瓷工人首次自行升级的工业设计——为矮墩扁平的造型加入弧度使之更加流畅优美。出于自豪感，人们称之为“36厘米双搪得胜式脸盆”。
除了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项目，搪瓷产品曾经还被当做国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获赠一套上海搪瓷三厂生产的熊猫图样汤盆，并将其陈列于白宫。1977年，上海搪瓷一厂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下榻的宾馆里制作了裙板式彩色浴缸。
一个时代的结束
搪瓷的式微，谢党伟认为跟不锈钢、铝合金和塑料制品的崛起有关——它们价格更低廉，形态更丰富简约。如今，中国搪瓷协会登记在册的搪瓷民营工厂仅剩百余家，其中做日用搪瓷的只有20多家，80%销售到国外。
虽然在城市家庭逐渐销声匿迹，但在某些农村和兵团，搪瓷仍大量存在。2013年，新疆学者邬建华走访多个新疆兵团家庭发现，一半家庭还在用搪瓷杯喝水，捧搪瓷碗吃饭，在搪瓷盆里洗脸，另一半家庭用搪瓷杯漱口，用搪瓷碗盛杂物或者种花——搪瓷曾陪伴他们走过炮火纷飞的年代，如今又成为兵团生活和审美文化的一部分。裘雪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