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10月26日刊登吴晓波的文章说，10月25日，突然在手机上收到鲁冠球去世的噩耗，真的太过意外。我曾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他告诉我：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以下文字整理自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一书。
　　一
　　1978年，钱塘江畔的萧山县（现为萧山区），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鲁冠球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鲁冠球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
　　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
　　到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让人尤为惊奇的是，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
　　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1980年初，鲁冠球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零配件“万向节”上。
　　这年夏天，安徽芜湖的一家客户寄来退货信，说是发给他们的万向节有部分出现了裂纹。鲁冠球当即组织30个人去全国各地的客户处盘查清货，结果竟背回来3万多套万向节。
　　鲁冠球把全厂工人全部召集起来，然后自己第一个铁着脸背起装满废品的草包，朝宁围镇上的废品回收站走。这3万多套万向节被当作6分钱一斤的废铁全部卖掉，工厂因此损失43万元。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要确定三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工厂，在全国56家万向节生产厂中，萧山万向节厂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它原本连参与评选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鲁冠球却四处运作，硬是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它列入了参评的对象，最后竟通过了审定，成为三家定点工厂之一。
　　鲁冠球被视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如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事实上这后来成为万向集团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当时，鲁冠球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三
　　1987年，鲁冠球当选中共十三大代表。面对鲜花、荣誉，这个修车匠出身的中年人从来没有头脑发热过。他拒绝把工厂的总部搬进杭州城，也没对汽车配件以外的行业发生太大的兴趣。在工作之余，他把很多时间花在读书和学习上，在大学教授的辅导下，他提出了“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鲁冠球进而提出了“花钱买不管”。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元，然后与镇政府谈判，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元归乡政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利益以基数定额、逐年递增的上缴利润来体现。尤其高明的是，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
　　1992年，鲁冠球击败国内所有的万向节专业制造工厂，他的产品拥有全国60%的市场份额。这一年，他让自己21岁的儿子鲁伟鼎出任万向集团的副总裁，而他自己则忙着飞北京跑公司上市事宜。一年后的11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7年7月8日，万向集团宣布成为美国AI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万向的海外业务规模首次超过了国内业务，这意味着当年的修车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