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冬，我从山西榆次到长治参加全省职工篮球赛。骤降的一场寒流使比赛被迫中断了一天，组委会紧急从驻军调来棉大衣为参赛队员御寒。刺骨的寒冷使我们躲在房间里仍不敢离开被子。
　　那夜临近11点，招待所的服务员说楼下有人找我。我哆嗦着钻出被窝，裹上棉大衣，到楼门口一看，昏暗的灯影里站着的竟是衣着单薄的父亲。那时从太原到长治刚铺好铁轨，试运行的火车极不规律且行速极慢。
　　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感到很害怕，没想到父亲却用欣喜的语调告诉我：他得到了内部消息，要恢复高考了！原来是父亲知道这个惊天的好消息后，马上登上了火车，在既无饮水又无任何食物的火车上摇摇晃晃坐了十多个小时赶到长治，为的是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个在当时听起来让人不大能相信的好事。
　　听着父亲的简单叙述，我的心里仍是将信将疑，想起了当教师的父亲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尽可能多地学习文化知识的情景：父亲从没人去的学校图书馆里给我们找当时无人看的图书，在“读书无用论”肆虐时我们仍有书相伴；父亲请人把贴着封条的实验室打开，请化学老师给我做小实验；父亲用牛皮纸把我们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细心地“裱糊”；父亲把1974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小回潮”时第一次考试入大学的试卷拿给我做。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在“插队”潮中按政策获得“免插”资格，进入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当工人。由于有“打篮球”的特长，我可以挑选工作。尽管去厂医院当护士既轻松又干净，但父亲却坚定地让我进车间当了车工，因为医院的护士不属于“工农兵”。在那荒唐的年代里，父亲仍顽固地保留了那个让我将来上大学的梦想，而要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是当过两年工农兵。在轰鸣的车床旁，上大学只是遥远而模糊的梦。
　　在当了两年工人出徒后，父亲希望我能上大学的梦早已被尘封了。没想到在这个寒冷无比的深夜里，父亲带来的“内部”消息却使这个梦如此清晰。接近零点了，我住的招待所里已无床位，为不影响我明天的比赛，父亲与我匆匆告别，在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熬到天亮才乘车返回。
　　父爱如山！父亲在这个永远难忘的寒夜里为我送来的消息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77级成了我永远磨不掉的印记！孙葆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