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怕过冬天，因为家里取暖的煤球炉子是用铁桶改造的，没有烟筒。有一年，我在大年三十煤气中毒，差点丢了性命。虽然我跟父母说宁可冻着也别再点炉子，可每年冬天无论家里还是学校都离不开炉子，于是倒腾煤也成了最让人烦心的事。
　　那时的煤站只卖煤面，我和母亲把煤面背回家后，先把煤面和成泥状，找个干净的地方摊开，再切成棋子般大小的方块，之后用簸箕摇成煤球放在台阶上，等晒干了之后再倒腾到屋内的煤池子里，留着冬天烧。这些活计不仅我在家要干，而且在学校里也要做。学校虽然烧的是煤球，但其中会有很多煤面，所以放学后团煤球、打煤饼子是常事，我们指甲缝里黑得好几天都洗不净。此外，小组值日生天不亮就要从家拿着引燃的东西提前到校生炉子，到上课时教室里便“乌烟瘴气”，桌椅上布满了灰尘。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成家后，开始烧蜂窝煤，但让人头疼的事仍不少。首先是准备过冬的煤。那时候按人口供应煤，各家各户都得拿着煤本到煤站买。煤站在火车站旁边，我家住的地方离煤站有几公里路，尽管我和丈夫提前从单位借好了小拉车，周末那天一大早就出发，但到了煤站往往还得排很长的队等候。一是买煤的人多，二是煤站没有存煤，要等机器开动后从传送带上一块块地接刚刚制出来的蜂窝煤。等排到我们时，我和丈夫站在传送带两边，紧张地一边接一边往旁边的大磅上运，直到看磅的工人说一声“够了”，我们才停下。然后再把称好的煤一块块搬到小拉车上。
　　每块蜂窝煤有1公斤左右重，几百公斤煤装了满满一车，为防止半路煤从车上掉下去，丈夫还要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和挡板把前后绑好，然后他在前面拉，我在后边推。出了煤站那段是几百米坎坷不平的土路，丈夫像纤夫一样在前边用力拉，我在后边伏下身子使劲推，等到了京津公路上才能直直腰喘口气，而此时只见丈夫浑身冒着热气，我里边的衣服早已被汗浸透。到家后虽然又饿又累，但还得赶紧卸车，一是还有人等着用车，二是拉来的煤是上了冻的湿煤，如果化了冻就会被压碎，所以必须马上卸到院子里晒着。之后就开始了“倒煤”的日子：天气预报说有雨，就赶紧找塑料布盖上；看到有晒干的煤，就赶紧往小煤屋里搬，好让其他的煤通风、着阳快点晒干；有碎了的就放在一个箱子里留着生炉子用。
　　与此同时，家家还要准备炉子和烟筒。这些东西虽然不用每年都买，但炉膛裂了需要打掉，买灰和麻刀，和泥重新套。烟筒有的糟了或生了锈也必须买新的替换。我家住两间平房，只有一个炉子，为让两个屋都能受热，丈夫把隔断墙打了个洞，用“弯脖”穿过去，把烟筒安在里屋，让热气从里面走。怕风倒灌进来影响炉火和煤气中毒，在屋外的那节烟筒顶端还要插上一个“T”字形的“三通”（迎面是死的，插进烟筒后上下通气）。干完这些活儿，我们的整个周末都要搭进去。
　　一切都备好后，烧煤时也不省心。点蜂窝煤要比烧煤球费事，点燃底火后得先放上一块碎的蜂窝煤，待燃烧起来后才能放整块蜂窝煤，否则火就会被压灭。二是炉子不好封。盖火压得太严了或缝留大了，炉火都会灭。我家住在学校院里，为了不影响中午做饭，每到大课间时我顾不得上厕所就赶紧跑回家，检查炉火状况。为了减少重新点炉子的麻烦，谁家炉火要是灭了，常常用煤夹子夹着一块没用过的蜂窝煤去邻居家，换走一块正燃烧着的蜂窝煤当“火种”，来“拯救”自家的炉火。可笑的是，有时把自家的炉火救活了，而别人家的炉子倒因火力不支被压灭了。那时候我常想：什么时候做饭、取暖不再烧煤啊。
　　改革开放实现了我的梦。20多年前，我家搬进了楼房，开始享受做饭用燃气、取暖靠暖气的舒适生活。40年辉煌历程，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感受了太多的惊喜，而告别烧煤的烦恼只是浪花中的一朵，人们脸上的笑颜表达着共同的心声：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孙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