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日前刊登学者许维鸿的文章说，笔者在过去十年间，调研过全国各地几十个县城，深刻感觉到今天的城镇化进程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绝大多数县城周围“圈地开发”的模式走不通了。这种新形势下，县域经济要发展，必须全方位调动各个层面干部的积极性。
　　一方面，要注意协调不同“身份”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县域经济的发展，政府带头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是很多企业下决心到县里投资的关键。对于一个投资项目，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态度至关重要，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空降兵”、任期有限；有经验的企业家为了“长远打算”，往往也要积极争取“本地籍贯领导”的支持。而且，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一般都有“挂职干部”，很多时候也会让不了解中国特色的县域“政府领导格局”的投资者困惑。
　　这是普遍存在的激励机制困境。对于县里的“空降兵”领导，往往追求短期能见效的大投资项目，与本籍干部长远利益形成冲突；反观本地籍贯干部，虽然也很想引入良性发展项目、造福故乡，但因本人“上升通道”狭窄、容易看到“玻璃天花板”、做多错多，进而趋利避害地选择“懒政、堕政”。因此，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靠带头人，根本上还是要协调不同群体带头人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县籍干部在新形势下亟须“扩格局、谋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园区建设，比“圈地盖房子”更有技术含量，这需要各级干部对现代金融持续的学习和服务。如何把县城里的各级干部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年轻人、有见识的人回到乡村，绝不是精神层面宣传就能办到的，需要创新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