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的阳光，穿过鄂南的久雨，从窗外照了进来，病房顿时温暖起来。母亲坐在病床上，趁医生还未来查房，便戴上老花镜，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在病房陪伴母亲的父亲，也坐在病床边看着报纸。我从武汉回温泉接替陪床的父亲时，用手机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只是没有想到，这张定格在2019年的照片，竟是父亲生前最后的一张留影，离现在已有730多天了。
　　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还得从母亲的病说起。头年秋天的一天，正在武汉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妈病了，已住进了市中心医院。我连忙请假从武汉赶回鄂南温泉，母亲已躺在病床上。听心内科的主管医生说，母亲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几近衰竭，且不可逆，须臾不能马虎。除了治疗外，绝对要静养。我们听了，心沉重得不得了，母亲怎么会得如此重病呢？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几乎从没病过，更不用说住院了。我们做人子的不够格啊，以前只是打打电话问问安，父母却总说身体好着呢。我就信了，即便回家看望，也很少关注父母一天比一天衰老的现实，然后总是出去疯，晚上回家很晚，还要父亲帮着留门。而这次，母亲的病着实把我给吓着了。母亲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天天打七八瓶吊水，吃大把大把的药，才有所控制。勉强能出院了，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能躺着就不要坐着，能坐着就不要站着，搞不好就是有早上没上午，有上午没下午。我们的心总是揪着的。也真是祸不单行，母亲出院不到一周，父亲就接着病，而且一上来就更凶险，半夜里发生心梗，幸好唯一在父母身边的弟弟送医院及时，搭支架后，才捡回了父亲的一条命。那段时间，照看父母让我们兄妹四个顾此失彼，手足无措。一个在家，一个在医院，我们四人分成两拨，轮流值守。要是只一个独生子女该怎么办啊？不敢想象。后来，为了便于照顾，我又让母亲住进了医院（医生当时就建议，母亲得住在医院里静养，而母亲是一天也不愿意在医院呆），虽都在心内科，但不在同一间病房，父亲住在抢救室，母亲则在一间普通病房。弟弟为了让父母能够沟通信息，还买了个对讲机，让父母能说上几句话。这其间，姑妈家的两个女婿五星兄和有圣也加入了照看队伍，五星兄从荆门赶来，丢下正需要照顾的外孙，有圣白天上班，晚上就来值夜班。亲戚间的情谊让我们感动，多少亲生子女也不过而此，有的甚至还做得不如。一直到父母双双出院，时令已进入了鄂南的初冬。
　　我们都以为父母的病经过治疗度过了危机，但清楚他们再也不能负重和做体力活，便想给他们请个保姆。可父母横竖不同意，说不愿意家里有个外人。后来反复做工作，才退而求其次，同意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天来做两餐饭，再做做清洁。那段时间，父母除了读书看报，就无所事事。原来像陀螺忙个不停的他们，一下子闲下来，还真有点不习惯。直嚷不请保姆，多浪费钱啊。春节前，父母还是没经我们同意就把钟点工给辞了。好在，我们都从外地回了温泉，开开心心地过了个年。
　　转眼，人间四月芳菲尽，万物在复苏勃发生长。可母亲又病了，连续两周，吃什么吐什么。而且，怎么劝，她也不愿意再去医院，还说，除非是要抢救，否则不要说去医院的事。我从武汉赶回温泉家中，母亲已瘦骨嶙峋，勉强吃点东西，还没咽下去，就开始呕吐，吐得天翻地覆。本来矮小的母亲蹙成一团，就显得更加瘦小了，看得我心酸。我说，这样肯定不行，必须去武汉看医生。并不由分说，架着母亲就走。姐姐联系了协和医院的一个专家医生，弟弟和妹妹也在协和等候。于是，我开车，父亲则一直搀扶着母亲，风驰电掣，一路向北。可到了武汉协和医院后，姐姐约的专家看了母亲的一大摞病历，用听筒听了听，简单地问了问，再也没有说什么，也许是感到束手无策吧，最后只开了点胃药敷衍。我们兄妹几个对此专家的表现，只能表示无语。无奈，痛苦不堪的母亲黯然离汉。
　　回温泉后，父亲心急如焚，又去中心医院找他熟悉的李主任，李主任全面检查了母亲的病，又研究了母亲的病历。不知何因，后来竟让母亲住进了肾内科。那一天，是4月23日。当我得知消息后，认为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么？极力反对。只是觉得不能对症，但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等我周末从武汉再回温泉，去医院探望母亲时，母亲已在肾内科住了一周了。那是周五的晚上，父亲正准备在医院里陪夜。我是一直反对父亲在医院里陪夜的，并和弟弟反复劝说父亲，他安支架还不到半年时间，不能劳累。但父亲说，晚上只有他陪伴最好，再说，只是在医院睡一下，没什么。而且，母亲也希望父亲晚上能在医院陪伴。我们子女中，多数都在武汉，只有最小的弟弟在父母身边。父母固执，又不愿意麻烦包括子女在内的别人，但凡自己能做的事，一切都喜欢自己动手。我们只能默认父亲在医院里陪夜，而白天再由弟弟替换父亲回去休息。在弟弟有时不能送父亲回家时，我反复嘱咐父亲从医院回党校家中时，一定不要心疼钱，打的回去省时省力，可多休息会。然而，一贯节俭的父亲，几乎从不打车，而是去苦等公汽。四月的鄂南，雨水太多，想到已过八旬的父亲在雨中等公汽的情景，心就不停地痛。于是，我周五回去后，说什么也要父亲回家休息，而坚持自己在医院里陪夜。那一夜，父亲同意回家，我才得以在医院里陪夜。
　　在医院陪夜，和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闲聊，虽然感到她还是没有什么精神，但已经不呕吐了，这比之前是个巨大的进步。难道这肾内科还住对了？晚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来病房，问了问母亲的感觉，还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年轻的女医生走后，我对母亲说，这个护士还挺负责啊。母亲说，她哪是护士？而是她的主治医生，姓郑，好像从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毕业不久。我听了后，大为吃惊，母亲这样重的病，竟让一个丫头片子给当主治医生，能行不？在我提出疑问时，母亲却为郑医生说了不少好话，说郑医生挺行的。那夜，我在母亲的脚头睡了一晚。似睡非睡的，恍恍惚惚，父亲每晚这样睡怎么受得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打电话让我回家接他。在来医院的路上，父亲说，母亲的呕吐是因为药物中毒，把那味药停后，呕吐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但不知道，停的这味药对她的心脏病影响多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母亲的肾上腺上，竟发现有一鸡蛋大小的瘤。已然不小了，最好的办法是手术切除，但母亲年纪大了，尤其是脆弱的心脏，已承受不了任何的风吹草动。父亲说得一脸的慽然。我好像是听到了晴天霹雳，怎么会这样？
　　在母亲挂上吊水瓶后，我到医生办公室找了郑医生，向她寻问了母亲的病情，重点问了肾上腺的那个瘤。郑医生说，你们家属也太马虎了，那个瘤长那么大了，是一天两天？起码有两年多或更长的时间，你们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万幸的事，从老太太现在的病症看，这个瘤的影响尚不明显，手术肯定做不了，只能吃药和定期检查了。虽然郑医生的话，稍微缓解了我的担心，但怎么能放下我的忧虑呢？我也自责不已。出了郑医生办公室，连忙电话与武汉的医生朋友联系，将母亲的瘤向朋友描述了一番，请他给我一些意见。朋友说，瘤都有这么大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要看片子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于是，朋友帮我预约了同济的专家，要请他们看看片子，作一个判断。
　　回武汉后，我拿着母亲的片子先去了同济，后又去了人民医院。所谓的专家，他们看了片子后，都说不好，但鉴于母亲的年纪和严重的心脏病，都不主张做手术，还是保守疗法要稳妥些。我和父亲通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让他不要过于着急，关键是着急没用呀。父亲诺诺，但以父亲的性格，他能不着急吗？
　　在母亲住院的这段时间，父亲为了给母亲解闷，除了和她聊天外，再就是带报纸给她看。我的记忆里，父母喜欢看报纸是在大市中学就有的习惯。每当邮递员把报刊送来，父母就抢着看那喷着油墨香的报纸，那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后来，改革开放，报刊如雨后春笋，让人目不暇接。单位给父亲订有各级党报和参考消息，他自己还订了一些文摘类的小报，如报刊文摘，每周文摘，文摘周报等，而且一订就是几十年，可谓纸媒的忠实拥趸。上世纪九十年代父母双双退休后，在原有报纸的基础上，父亲又增加了一些老年文摘、老年文汇等方面的报纸。而母亲则喜欢看些养生和健康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得了重病后，就更甚。我只要回家，看到的就是他们都戴着老花镜，坐在客厅里读报。妹夫喜欢在报摊上买些历史掌故类的报纸，见父母喜欢看报，就带回给他们看。这一看，对这类报纸，他们都爱不释手，而且竟上瘾成癖。于是，妹夫以后回家，就多了一个任务，给他们带回一些诸如新周报之类的报纸。这类小报看过后，母亲还整齐地将报纸码在纸箱里。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好看的读物，他们又把那些旧报纸拿出来再读再看。母亲住院后，父亲几乎把家里的那些小报都搬到了医院，母亲打完点滴后，便坐在床上，看父亲给她带来的报纸。父亲则也在床边看报纸，共同消磨病中的时光。
　　那天，我一进医院的病房，见父母正在读报，心头一热，不由自主地拍下了这张父母在病房读报的照片。虽然画面凌乱，但父母读报的专注神情却是特别的干净。尤其是父亲半个月后的遽然离世，就使这张照片在我们子女心中，显得更加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