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死亡的文字：“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2010年12月31日，这个节日不幸降临，在那个风雪弥漫的冬夜，史铁生永远地走了。今天，当我们回望那个终结了史铁生生命的夜晚之时，却感觉他并未离去，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不可否认的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幸生逢一个堕落时代，诚如王小波在《红拂夜奔》的最后所慨叹的那样：“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在一个鸡毛飞舞、泡沫遍地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了最后的奢侈品，许多人无疑已经陷入了思想与道德的双重贫困。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迅猛冲击下，许多作家放弃了内心的坚守，在世俗的大海中沉没了竞渡的方舟，成为了金钱和名利的俘虏；但史铁生却做了一名堕落时代拒绝投降的英雄，他以朝圣者的姿态在文学之路上艰难地前行，让理想主义的旗帜在时代的废墟上高高飘扬。
　　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信徒，在当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的文坛，他依然服从内心的信仰，从未偏离过对个体真实的坚守。他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高贵的信仰，当作精神家园的一种信念：“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
　　在写作日渐功利化的当下，他的这种坚守永远值得我们为之仰望，诚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授词中对他的评价那样：“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著，深切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他在写作中坚守着精神的高度和心灵的高贵，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不妥协姿态，体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魅力和文学的价值。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史铁生认为福柯的这段关于疯癫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残疾。饱受病痛折磨的史铁生是一个苦难的行者，几十年的时光，一直与病痛为伍，但他却没有向苦难的命运俯首称臣，而是选择了一种昂扬的姿态与疾病抗争，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苦难的命运。他的肉身虽然被禁锢在轮椅上，但他的精神却始终在天空中翱翔；他用手中的笔书写生命，以坚韧的信念彰显了生命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发出了不屈的呐喊，弹奏出一曲理想主义的绝唱。
　　赫尔曼·黑塞在生命的晚年忧心忡忡地指出，“以工厂方式生产文章”的“粗制滥造的时代”可能会到来。当为了商业目的而写作的“郭敬明们”成为文坛的宠儿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了。史铁生走后，纯粹意义上的心灵写作已成绝响，史铁生身后的文坛，已经是一地飞舞的鸡毛，许多所谓的作家们把文学创作当成了一个可以开发的产业，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带来多少版费收入，关心的是自己的书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们的写作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已经越来越遥远了。这就更让我们怀念史铁生这位忠实的文学信徒。
　　我们已经身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意义破碎的时代”，就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致死》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切文化内容都是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在物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人文精神的流失、精神意义的消解已使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但因为有了史铁生，堕落的文坛便拥有了一块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绿地。他执著的脚步，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坐标；每每想到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普希金的声音就会隔着遥远的时空在耳畔响起：“我的心灵将越出我的骨灰，在庄严的七弦琴上逃过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