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老街，没有见到一位老街坊。
　　老街叫西打磨厂，在前门楼子东侧。这是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我从小生活在那里，自1947年起，一直到1975年，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期。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老街看看了，上一次去还是三年以前。三年过去了，老街没有什么变化，从西头走到东头，只见两三个外来的游客，没有遇见一位老街坊，或者熟人。整条街安静得很，仿佛睡着了，只有高大的老杨树和细细的新花木，叶子发黄了，在秋风中飒飒抖动。
　　老街最西头的三山斋老眼镜店，已经彻底没有了一点踪影。眼镜店太老了，同治三年（1864）开的，这么长的岁月变迁，没有了，是正常的。那里很长一段时间，变成了小吃店，生意很红火。眼前，已经成为一片空荡荡的空场。还好，它斜对面的前门第一旅店的老楼还在，它开业于宣统三年（1911），只是被重整一新，新得如同待嫁的老姑娘，大门紧闭，寂寞地矗立在那里。
　　由西走到南深沟胡同，这一段老街已经被整修改造，拆掉了一些老院落，保存了一些老院落。拆掉的老院落，依然是废墟，只是用新修的灰墙遮挡；保存的老院落，很少一部分还有人居住，大部分已另作他途，门面与外墙整饬一新。半旧半新，属于老街改造的一种模式。
　　南深沟以东，拆除了或改造了个别的老院落，大部分还保留着原貌，显得破旧得很。一条老街，以此为界，一新一旧，景象迥异。如果你走在老街之西，看到的是老街新景；走到老街之东，看到的是旧时旧貌，一步可以跨进六七十年前我小时候的老街。
　　这样的景象，非常有意思。在北京老城改造中，带有时代刻印下的痕迹。这条老街的拆迁，大约自三十年前起。那时候，满街贴着拆迁布告，我曾经就读的小学校成了拆迁办公室。后来，讲究旧城保护了，意识到没有这老街老院，就没有了老北京城。它们虽然破旧，却是老祖宗遗留下的不可再生的遗产，新的再好，历史却无法再造，不能再那样肆无忌惮地拆迁了。于是，拆迁改为了腾退，改为了改造，改为了旧城保护。
　　于是，一条老街呈现了东西两边这样新旧分明的景象。
　　能够在这样时代行进中为我们自身的醒悟做代价的，除了一些老院落被拆，便是在这条不足一公里的老街上，拦腰开辟出东侧路、草厂三条、新开路三条宽敞的新马路——几条老胡同消失，老街的地理肌理被破坏，尤为可惜。
　　能够为这样城市化进程中留下特殊标本印迹的，还有我住过的老院。这是一座叫粤东会馆的清代老院。以前，在这条老街上一共有六座老会馆，如今仅存粤东和临汾两座。临汾会馆，在南深沟对面，已经翻盖一新，变身四合院博物馆，院落的布局未变，但簇新得已经看不到旧时的模样。粤东会馆本来也是想照临汾会馆模式改造的，只是东跨院有老街坊坚持不搬，如今，只好保留下老门，便于老街坊出入；而在老门一侧另开一座新门，通往新翻修的院落。老门黑漆，新门红漆，一左一右，醒目对峙，似乎有意提示人们时代的分野，有着布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果。后来人，大概想不到其中从拆迁到改造到保护这样阶段性雪泥鸿爪存留的足迹。
　　重新回到粤东会馆前，新门和老门的大门都紧紧地闭着。熟悉的老街坊为我打开了老门，她把我热情地请到她的家里。以前老院翻修的时候，老院被围栏围着，我进不去，都是她让我先进她家，然后让我踩在她的床上，从她家的后窗翻进老院一探究竟的。上一次来，新门是开着的，我走了进去，一直走进最里面的院子，那三间东厢房就是我的家，已经成为什么公司的办公室，里面有位像领导的人，无论我怎么说当年我就住在这里，他还是很客气地把我请出了老院。
　　这一次，我站在老院前，站了好久。记得以前，老院大门的西侧外墙上，有了一个报栏，邮递员来，每天用糨糊往上面贴一张当日的报纸，贴的报纸多了，厚厚一层，也没有人揭下去卖废品。新门占了这段墙的位置，报栏只留在梦中了。
　　我站在那里画了一张速写画。老街上，没有一个人，只有老院的两扇大门和我静静相对，秋风秋阳，无语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