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与中国人有深厚的渊源，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录的9353个字中，竹字头的字就有152个，遍及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和文化等领域。汉代已有竹筷、梳篦、笄、竹席、竹扇等用品，竹也是《尔雅》中所提到的美食：“笋，竹萌也，可以为菜肴。”竹简还是古代重要的书写材料，虽然东汉蔡伦发明了纸，但竹简作为书写典籍与文字的载体一直存续到东晋时代，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古人爱竹，要“居有竹”。《世说新语·任诞》说，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王子猷）曾暂时借住在别人的空房子里，刚住上便叫人种上竹子。有人说：只是暂时借住，何必这么麻烦？王徽之指着竹子，沉吟道：“何可一日无此君！”杜甫也爱竹，《旧唐书·文苑传》说：“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他在《杜鹃》诗里说：“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红楼梦》里的潇湘馆是林黛玉所居住的地方，此处“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
　　竹本给人一种身心超脱的美的体验。透过窗看外面的竹，如同欣赏一幅画。苏辙说：“叶如翠羽，筠如苍玉。”更特别的是，竹符合中国人的伦理性审美体验。中国传统审美观照的不仅仅是孤立的、有限的审美对象，而必须是要从“像”（客观的审美物象）的观照上升到对“道”（伦理道德）的体验。因此，传统中常常有《庄子·外物》中的“得鱼忘筌（捕鱼的竹篓）”“得意而忘言”这样只重视“道”的情况。古人对竹的喜爱却与之有别，对竹的审美观照既关注竹这一物象的形式美，也把握形式美背后的“道”——伦理道德与生命本真。
　　竹中自有“道”。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建立一番功业，最基础的要落实到“致知在格物”上。“格物”，按照朱熹的解释，即在事物探究“理”，无论朱熹的“理”作何解释，总之是要对“物”下一番功夫。于是就有王阳明“格竹”的故事。王阳明20岁（公元1492年）时，与友人立志做圣贤，那么如何下手呢？按照《大学》的说法，即是“格物”，但世界万物难以下手，于是王阳明与友人商议，先从“亭前竹子”着手开始“格”，友人竭其心思，整整3天未悟出道理，反致劳神成疾。随后，王阳明“自去穷格（竭力探究）”，但7天之后也劳神成疾。后来他艰苦思索长达十多年，终于在龙场悟道：“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从而完成了心与理、心与物的重新定位与思考。
　　而竹的道德意蕴更多地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以竹喻君子，最早或出现在《诗经》里，“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瞻望那淇河蜿蜒之处，绿竹美盛，我那斐然有文的君子，不只学问精密，而且德容盛美呢。传统解说此诗赞美西周卫武公的品行，朱熹则认为诗以“绿竹始生之美盛”来比兴“学问自修之进益”。
　　白居易在《养竹记》中总结了君子何以与竹相类：“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白居易看到竹子的根，想到的是“树德”。不仅如此，竹子根系特别发达，“得土而横逸”，不拘生长环境。一如郑板桥《竹石》所展现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竹生来有节，人亦应有节。竹被视为高风亮节的象征。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咏道：“时节穷乃见，一一垂丹青。”竹的“节”还表现在历经风霜雨雪、无论寒暑秋冬都郁郁葱葱，无惧外部环境的艰厄。正如明代学者何乔新在《竹鹤轩记》中总结：“夫竹之为物，疏简抗劲，不以春阳而荣，不以秋霜而悴，君子比节焉。”明嘉靖以后，倭寇骚扰东南沿海，沿海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抗倭斗争。嘉定等地区的人将胜利归结为关羽的暗中帮助，将关羽看作忠义的化身、御患抗敌的楷模，出现了“关羽画竹”的传说。后世还有了一块“关帝诗竹碑”，石碑上刻绘着融为一体的风竹和雨竹，风竹的叶子向一边飘动，雨竹的叶子向下低垂，竹叶下有一首五言绝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这块碑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韩宰临摹并立石。或许，如此将关羽与竹联系起来，是为了表达一种抵御外患、保卫家园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