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里珍藏着两把算盘。一把是黑色的，上两珠、下五珠共17列的大算盘；一把是土黄色的，上一下四宫“五珠”的小算盘。
　　那把大算盘当年可是我母亲的宝贝。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高中，又是学校的优级生，在当时的农村可是妥妥的“文化人”，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了队里的现金保管。就这样家里有了一把足以让别人羡慕的新算盘。听母亲说，算盘曾有“第五大发明”之美誉，只有中国才有。由于算盘制作简单，价格便宜，运算方便快捷，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普遍采用，成为了国粹。无论是供销社、收购站、商店，甭管多复杂的账务，没有算盘打不出来的。那时候，不知道多少个夜晚，看着母亲戴上眼镜，在如豆的灯光下“噼里啪啦”整理现金账务，慢慢地竟也喜欢上了算盘和珠算，并且时常学着电影里眼镜架在鼻梁上的账房先生，五指抓住档杆，“啪啪”甩出个清算盘的动作来。
　　后来，上了小学，有了珠算课，从小能接触到算盘的我便有了先天优势，一是耳濡目染，对珠算的基本技巧已经了然于胸；二是这把算盘经过母亲和我的洗礼，已经圆润顺溜了许多，熟悉好用。于是，那时候在珠算课上自己也小出了一把风头。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考进了从没接触过的银行。从此，便与算盘有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银行还是手工操作，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发达的网络系统，金融机构里员工记账全靠那把小算盘。在工行，“铁款、铁账、铁算盘”更是一种传承和必修课。新员工入行，“第一要务”就是学会打算盘。那个时代的银行人，没有一个不是从珠算法则中死记硬背中过来的，“一上一、二上二”到“三十六个钱”（从1加到36）、“一百个钱”（从1加到100），再到“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的九归九除。而我和其他的新同志得先从“16875”练起，在算盘上先摆上“16875”，然后再加“16875”、再加“16875”……我也有了一把自己的算盘。那算盘有五个珠子，其中横梁上面只结一个珠子，横梁下有四个珠子，算盘的左边顶部是一个按钮和二根铜条组成的清盘器，个头也比老算盘小了一大截，非常称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第一次被震撼，还是那次技术比赛单位“铁算盘”的惊艳表现，但见她两只手各占据算盘的一端，两只手同时飞指动珠，无论是累计同一套数字，还是两个人同时报给他两套不同的数字，她两只手各拨各的珠，各算各的账，两只纤手在算珠上游走，如同一位高超琴师，弹奏出一个个美妙的音符，手指、凭证翻飞间，结果不差分毫，让我大开眼界。
　　那时候，工行成立还不到十年，年轻人多，谁也不想落后。为了练就高超熟练的技能，虽不至闻鸡起舞，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却毫不为过。练珠算，最难熬的是冬日，那时家里还没有暖气，为了练功，就找个罐头瓶或用瓷水杯灌上热水把手捂热了再打。夏日手上出汗湿漉漉粘嗒嗒，算盘珠子容易不听话，这时候就需要抹点滑石粉了。
　　在练习过程中，为了提高计算速度，师傅教我们采用珠算与心算相结合的方式。练习心算需要写，不仅写的速度要快，还必须清晰准确，十二位数字在四秒内写完。常常是一支圆珠笔，早上笔芯还是满的，到晚上就写光了。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从事了文秘等工作，但练就的把式技能始终还在。
　　记得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年终决算。那天，外面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东北风裹挟着雪粒从营业室北门的缝隙里肆无忌惮地撞入。营业室里，每个人的桌上都堆满了各种传票和报表，从事年终决算的前辈们不停地打印报表、敲打算盘，对账声，以及美妙无比的算盘声，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半夜12点多轧完账才“鸣金收兵”。收官之后，大家在单位食堂欢聚一堂，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全然忘却了决算的辛劳。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如今，随着计算器、电脑乃至智能手机的兴起和普及，算盘这一中国的国粹也逐渐被现代化的计算工具淘汰了，键盘取代算盘，把金库建在计算机里，把钞票存在数据库中，使资金流动在计算机网络上。过去办一笔业务需要几分钟，如今几十秒钟就全部搞定；过去汇一笔款要十天半个月，现在实现了即时到达。自助银行、夜间银行等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也已走进了千家万户。但那两把算盘却始终存储在我的内心深处，历久弥新。因为那里面不仅有我难忘的印记，更浸满了一份传承和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