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银行在战火纷飞中诞生，在艰难困苦中成长，通过整顿货币、发行货币、发放贷款和管理外汇等一系列金融活动，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保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晋绥边区银行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肩负着稳定金融、支援抗战、发展经济的重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背后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同年9月，八路军120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挺进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然而，彼时的晋西北地区，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犹如一盘散沙。货币种类繁杂，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导致货币贬值如决堤之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经济陷入了极度困境，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航船，失去了方向。
　　为了拯救这片土地于金融水火之中，整顿金融秩序，稳定根据地局势，满足抗日根据地长期斗争的迫切需要，晋西北党委高瞻远瞩，决定建立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委托，共产党员刘少白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从山西太原匆匆赶回兴县，全权负责银行的筹建工作。
　　刘少白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退缩，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深入群众，广泛发动，如同春风化雨般，将党的声音和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人。在他的努力下，成功筹集资金及物资6万余银元，粮食700余石，其中爱国人士牛友兰慷慨解囊，捐出银元2.3万元，为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确定银行名称时，众人各抒己见。有人提议叫“兴县银行”，简洁明了；也有人提议叫“抗日银行”，突出时代使命。而刘少白则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对群众的深刻理解，认为应该叫“兴县农民银行”。一方面，这样的名称可以巧妙地避免阎锡山所办银行的抵触和排斥，减少不必要的阻碍；另一方面，更能贴近广大百姓，体现银行服务人民的宗旨。1937年11月，兴县农民银行在众人的期盼中正式成立，刘少白担任经理，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银行，它宛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晋西北金融发展的道路。
　　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后，积极投身于金融业务的开展。然而，前进的道路充满了荆棘。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纸张和印刷材料奇缺，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刘少白和工作人员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千方百计，四处寻觅，努力克服重重困难。1938年6月，兴县农民银行成功发行货币10万元，这些珍贵的资金绝大多数被用于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武器和补充军需，为抗战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抗战的土地。
　　1940年，对于晋绥边区的金融事业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晋西事变”后，边区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难题，经中共中央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批准，在原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改组，西北农民银行应运而生。1940年5月10日，西北农民银行正式成立，发行的货币为西农币（农币），这标志着晋绥边区金融事业迈向了一个新的征程。
　　西北农民银行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晋绥边区国民经济情况和对日作战需求，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政治经济策略。它的诞生，犹如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晋绥边区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银行成立之初，便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充实资本金，边区政府积极行动，以“四项动员”所得资金40%以上以及兴县农民银行保留的积累，共计折合法币300万元作为西北农民银行的资本金，为银行的稳健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货币发行方面，西北农民银行全力以赴。为了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发行了多种面额的西农币，包括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等，共计15种面额，同时还发行了5分、1角、2角等小面额货币。这些小面额货币的发行，充分体现了党的智慧和对百姓生活的关怀。老百姓日常交易的金额通常较小，小面额货币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活跃，如同灵动的音符，奏响了边区经济发展的乐章。
　　为了确保西农币的顺利发行和流通，西北农民银行在原兴县农民银行印刷厂的基础上，接收赵承绶溃逃时留下的晋兴出版社第二组全套设备，成立了洪涛印刷厂。从此，洪涛印刷厂肩负起了印刷、发行西北农民币的重任。然而，在战争年代，印刷厂的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时刻面临着敌人的威胁。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保障印刷工作的安全进行，洪涛印刷厂先后进行了六次搬迁，在黄河两岸的陕西、山西之间辗转腾挪，如同游击战士一般，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周旋。1945年9月，印刷厂最终搬到了兴县蔡家崖乡的杨家坡村，这里也成为了目前洪涛印刷厂保留最完整的一处旧址，它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承载着无数革命先辈的奋斗与牺牲。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洪涛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们不畏艰难，日夜奋战。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从1940年创建到1949年1月停办，洪涛印刷厂历时九年，印制西农币约3.8亿张，为晋绥边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印制第一批西农币时，由于种种原因，票面上的“西北农民银行”被错印成了“晋西北农民银行”。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修改错印的票面谈何容易。但刘少白并没有放弃，他带领大家采用了一种看似“笨”却十分有效的办法，用毛笔蘸上墨汁，将多出的“晋”字一个个仔细地涂掉。这一小小的举动，不仅体现了老一辈金融工作者的严谨和负责，更彰显了他们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晋绥边区，金融市场就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各种货币相互交织、竞争。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面临着来自伪钞、法币、银洋等非本位币的严峻挑战。为了维护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巩固西农币的地位，银行与这些非本位币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货币斗争。
　　首先，西北农民银行大力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揭露伪钞的危害，让群众深刻认识到伪钞是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罪恶工具。他们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集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百姓讲解伪钞的识别方法和防范措施，使群众自觉抵制伪钞，形成了一道坚固的群众防线，让伪钞在边区无处遁形。同时，严令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拒用伪钞，从源头上遏制了伪钞的流通。此外，还积极组织合作社，统一对外贸易，有计划地组织货源，保障边区军民必需品的供给。通过这些有力措施，沉重打击了伪钞，使日伪妄图以伪钞挤进根据地、掠夺边区财富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晋绥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生产停滞。西北农民银行作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积极配合边区政府，通过发放贷款等多种方式，全力支持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边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在农业贷款方面，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将其视为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边区政府深刻认识到西北农民银行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为了推广使用西农币，提高西农币的信用，要求银行把贷款投向发展群众生产事业中去，给予人民群众低利甚至无利借贷。从1941年到1945年间，晋绥边区政府和西北农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贷政策的法令，对农贷对象、时间、利率、用途等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农副业产品的完全自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纺织业贷款也是西北农民银行支持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1943年，晋绥边区发放妇女纺织贷款120万元，用于购置纺织机具，发展民间纺织事业。此后，纺织业贷款逐年增加，为根据地的纺织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银行还以实物发放贷款，将大批棉花作为纺织贷款，直接贷给群众。在银行的大力扶持下，根据地的纺织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满足了边区军民的穿衣需求，还为边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11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驻晋西北，陕甘宁边区银行也随之转移到山西临县。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西农币成为西北解放区的本位币，这一合并进一步壮大了西北解放区的金融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1948年12月1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西北农民银行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历经风雨的西北农民银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化作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厚重基石，承托起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
　　晋绥边区银行，从兴县农民银行到西北农民银行，在1937—1948年存续的十二年间，始终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它在战火纷飞中诞生，在艰难困苦中成长，通过整顿货币、发行货币、发放贷款和管理外汇等一系列金融活动，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保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色金融史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