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密集“切割”助贷合作

2025年11月20日 字数:2716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这场围绕助贷业务的调整既是挑战,更是回归金融本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筑牢合规底线、强化核心能力,才能在日趋规范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
  本报综合报道 近期,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等多家区域性中小银行相继宣布暂停新增互联网助贷合作,吉林亿联银行等机构则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自10月1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业界称作“助贷新规”)施行以来,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正在经历深度调整,呈现从“广纳合作”到“密集分手”的急速转变。
  业内人士指出,新规下名单制管理与合规责任强化,倒逼银行重构合作逻辑,推动业务从被动依赖向主动协同转型。短期虽有调整阵痛,但长期将促使银行苦练内功、提升自主风控能力。未来,助贷市场竞争将聚焦风险管理、金融科技与客户精细化运营的综合实力较量。
  密集调整助贷“朋友圈”
  多家中小银行近期密集调整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名单,掀起一轮“瘦身”热潮。11月6日,乌鲁木齐银行发布公告称,自10月1日起已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目前存量业务涉及9家平台运营机构和8家增信服务机构。无独有偶,龙江银行11月5日公布的最新合作名单显示,该行此前唯一的平台运营合作机构深圳首付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已处于停止合作状态。贵阳银行在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也透露,基于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该行已主动调整业务策略,与互联网银行的合作已到期,无新增互联网平台业务,仅对存量业务进行正常管理。
  除直接终止合作外,更多银行选择对合作名单进行精简优化。吉林亿联银行的调整颇具代表性:2024年11月其合作导流获客机构达56家,而今年9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中仅剩10家,包括分期乐、美团、度小满、马上消金等头部贷款平台及其关联企业,一年间缩减46家;不过对比今年6月的名单,最新名单新增了上海淇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缩减的大趋势下进行了小幅优化。
  部分银行则在扩张合作规模的同时开展精细化调整。江西裕民银行11月6日更新的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显示,平台运营机构增至21家,增信服务机构增至15家,在整体数量扩张的基础上,有1家增信服务机构被移出名单。
  根据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并及时更新,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助贷新规实施一个多月以来,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进一步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合规为王与风控为本的新阶段。“新规对不同类型银行都提出了挑战,短期来看,无疑给过度依赖助贷业务的中小银行带来巨大的业务调整压力,但这也是倒逼银行回归主业、苦练内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银行从“求量”转向“求质”
  “银行从‘求量’转向‘求质’,是助贷新规下最显著的变化。”一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这一转变背后,是银行在监管压力、风险考量与商业利益之间的艰难平衡。
  助贷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批;总行需与合作机构签订要素完整、分工清晰、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合作协议。“这种收缩并非均匀分布在各类型银行之间,”该分析师表示,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凭借较强的风控能力和资金成本优势,在与头部助贷平台合作中仍保持较强议价能力;而区域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少选择退出助贷市场,转向本地化、场景化的自主信贷业务。
  银行对助贷业务态度的转变,根源在于风险认知的深化和监管要求的严格落实。助贷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服务费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确保借款人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司法保护要求。“这一规定直接触及了助贷业务的核心盈利模式。”前述分析人士表示,此前部分助贷机构通过服务费、咨询费等形式变相提高融资成本,使得实际利率突破24%的监管红线,新规实施后,银行必须对这些潜在风险承担主体责任。
  “即使合作机构名义利率低于24%,但过去某些机构通过捆绑销售、隐性收费等方式,实际成本可能远超这一水平。银行难以持续监控每一家合作机构的具体操作,因此选择收缩合作范围成为最稳妥的选择。”他进一步分析道。
  资本充足率压力也是中小银行考量的重要因素。根据新规,银行需将增信服务机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并定期评估其代偿能力。这意味着助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可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造成压力,尤其对于资本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银行而言,过度依赖助贷业务可能加剧资本充足率考核压力。“将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后,银行需更严格监控助贷相关风险敞口,这会占用银行的资本资源。如果助贷业务规模过大或风险集中度高,银行需要持有更多资本以满足监管要求,从而对资本充足率形成压力。”分析人士表示,部分中小银行资本实力较弱、风险吸收能力有限,新规实施后需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若助贷业务不良贷款率上升或代偿赔付增加,将直接侵蚀银行资本,进而加大资本充足率的考核压力。
  此外,银行自身战略定位的调整也推动了助贷合作的优化。分析人士表示,部分中小银行正从依赖外部流量,转向自主风控体系搭建与核心能力建设,例如,发展自主数字信贷能力,减少对助贷机构的路径依赖。构建核心竞争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助贷新规之下,中小银行应摒弃此前对助贷机构的过度依赖,从被动依赖向主动协同转变,着力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一位东部地区农商行业务主管透露,其所在银行已采取两项关键措施应对新规:一是取消助贷机构白名单,有过往违规行为者一律不再续签合作;二是将合作期限从一年一签缩短为半年一签,以便更快速地“切割”潜在风险。在实际操作中,银行通常不会直接中断合作,而是等待现有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合作机构的“自然归零”。
  “中小银行应着力构建‘去依赖化’的核心能力。”董希淼建议,银行需打造自主获客与品牌建设的护城河,例如,深耕自营渠道、挖掘股东生态资源;同时通过开展多元化合作,有意识地与不同类型的助贷机构合作以分散风险,并完善动态评估与淘汰机制,确保合作质量。
  除拓展获客渠道外,修炼内功成为中小银行的首要任务。“例如,构建智能风控体系,打破数据黑箱。即使在联合建模中,也要确保自身团队能深度参与,积累建模经验与数据。同时,积极拓展央行征信、运营商数据等多元合法数据源,逐步实现风控技术自主化,核心风控模型必须自主掌握、持续迭代。”董希淼强调。
  展望未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发展,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认为,行业将主要集中于深耕场景金融、发力小微金融、强化数据资产运营三大方向,可借助AI模型服务小微企业,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建模提高风控精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