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缘由
　　作为连接经济学、教育学两者的教育经济学，其主要研究如何通过对教育的投入促进人们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帮助社会乃至国家经济发展。国家重要会议多次强调“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明确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这是一个清晰的策略目标，明确提出了教育作用是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力量。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面对的首要事务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问题，但我们同样感受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人才技能的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引领产业、教育分离的当下时代，教育投入如何更好地满足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已是当务之急。本研究试图以教育经济学视角为出发点，以全球的眼光探讨教育投入效果与改善对策，为教育实施、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二、教育投资的经济效应：理论基础与全球实证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要义
　　基础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T.W.Schul⁃tz）系统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体系框架。他指出，教育水平和知识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教育作为一项投资是生产性的且能为一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收益，其打破了单纯依靠物资本质的束缚，将人力的知识、能力、健康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要素。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想表明，通过教育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和分配力，因而也能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收入。这不仅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异，同时也为解释政府教育投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教育投资的个人与经济回报：全球证据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收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德国的教育收益最高，在20%左右。其次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大约在11%和12%。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科技、工程、数学类等专业的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显著优于人文学科，这也表明了专业之间教育投资收益的差异化特征。

　　表1：相关国家教育回报率比较（2021年），根据各大学术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美国肯塔基州的一项调查显示，肯州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投资带来了可观的回报。每投资一名学生，就使得每名大学毕业生产生4.5倍的税收、17倍的消费开支，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此外，布莱恩特大学的案例表明了高等教育有着一个特殊的巨大投资价值，该校毕业20年后、40年后毕业生的净现值分别为11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其优秀毕业生排在美国前1%。
　　（三）教育投资的积极外部性
　　除了给个人财富增长和国家财富增加带来实际贡献以外，教育投资还有良好的正外部性。研究发现，随着高等教育水平上升，会出现失业率下降、慢性病发病率下降、犯罪率下降、社会福利需求下降等现象。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教育“促进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等等的活动”，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进而推动消费升级，最终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全方位地证明教育投资所具备的远超单纯经济增长评价的价值。
　　三、教育投资的结构性矛盾与现实挑战
　　尽管教育投资整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回报，但若教育供给与经济需求错位，则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引发结构性矛盾。
　　（一）过度教育与技能错配的困境
　　据非洲某国的教育数据，尽管20年以来这个国家将很大的一部分投资放在了教育领域，大学毕业生数目也有了可观增长，但该国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大学生失业率高和企业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现象。我们的研究发现，其过度教育现象日益严重，大概十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过度教育状态。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过度教育获得的收益为负，说明超出工作所需范围的教育投资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带来反效果。这与阿吉翁提出“竞争和创新的倒u型关系”的分析是相一致的，即适当的竞争可以激发创新，但如果过于激烈，又会抑制研发的活力。在教育领域，盲目提高学历水平而忽视是否服务于发展需要，很容易产生“教育内卷化”以及造成资源错配。
　　（二）技术变革对教育模式的挑战
　　得益于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形态正在经历巨大变革，许多常规的脑力型工作岗位极有可能被代替。这种趋势对传统教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前一些学校的设施建设出现了过度倾向，诸如重设备轻课程、重测试轻思维训练，将学生打造成知识的接受者而非独立解决问题的研究者，再加上零工经济的爆发给无技能就业带来的可能，极有可能削弱改革成效，并引发“人才储备乏力、教育效益弱化、教育结构失衡”三种风险，从而对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共建共享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
　　（三）我国教育投资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教育资金投入的结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专业设置与市场的需求不一致。尽管每年大学生人数有较大幅度增长，但随着新技术行业的发展，技术人才仍然缺乏。这既揭示了教育体制回应经济变化的信号传导较缓慢，也体现出其与产业领域配合过于浅表的问题。另一方面，各行业的教育收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表格1数据表明，科学、科技、工程、数学等专业所对应的教育收益优于人文学科。这一情况在我国同样成立，但是分配教育资源时未充分考虑这一因素，这就造成部分专业学生就业难、薪水低的局面。
　　四、教育投资结构优化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上述问题表明，教育投资结构改善和投资效率提高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世界实践和理论上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构建与经济需求适配的教育体系
　　一是加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共同发展。借鉴相关国家教育经验，例如，某国政府决定投资大量教育经费用于创建“建筑、工程、卫生和社会保健以及数字化等关键领域12万个新的训练学徒项目”，来培养本国的从业人员和减少对外来劳动力的过量依赖。我国已经开始尝试“工学结合、产教一体、校企联合、产学一体”的教育模式并产生了显著的成效，需要进一步继续加强，尤其增加企业在课程设置、教材开发以及实习建设中的主动参与度。二是建立起学科专业的动态调节机制。根据劳务劳动力需求的警报信息，教育部应当建立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的警报和调节制度。对于能够大量吸纳就业的行业（预计到2025年，吸纳3.23亿人就业的行业），适当增加培养规模；对于就业容量过大的行业，应当控制规模，提高水平。
　　（二）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
　　在智能世界时代，我们要从批量生产转向创意培养，以创造、引领、改变、开拓新价值为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实施教育信息化教育改革，以TPACK（信息技术融合学科的教师理解力）框架重构师范学院和教师发展的专业培养体系，使得教师除了能够掌握一般性技术之外，还能培育教师的创造性与创新思维。通过引入“任务+任务执行+任务评价”的三过程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习惯。另一方面，改革评价机制。摆脱传统的标准化考试形式，形成包括创新求知指数、承受挫折指数等多种方式考核评估学生，如，借鉴“错误实验室”的工作经验，将出错方式进行常态化，帮助学生锻炼耐受挫折和敢于求创新的能力。
　　（三）完善教育投资的制度环境与政策设计
　　要使得教育投入效率能够进一步地提升，就要利用有效的规章制度来确保教育实践的实施效果。一是建立全程式学习体系，每位学习主体都可以养成以“学—做—思”为模式的学习习惯，要让每个人能够把学习作为适应不确定世界的有效方式，而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政府与企业也要担负起责任，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科技领域，给员工创造“换行再学习”的机会，从而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职业生活的平滑过渡。二是加强对“学校—企业—社会”合作机制的建设。教育者能够利用社会合力，把真实的问题转化为教学的场景，聚集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社会合力。例如，对于老人护理、扩大就业等工作中的扩展，能够通过推行“政策促进大学生等年轻人加入”的政策来完成，在纾解就业难题的同时，也会使相关产业展现新生机。三是要把握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最优平衡度”。政府在制度制定中不能一味地增加创新课程，而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激励教育者的内驱力。例如，设计一套合理的评价体系，并将创新素质作为教育教学的核心评价指标，以此为指挥棒引领教育以创新为本。
　　作者：李凯 张萍（湖北文理学院）
　　结论与展望
　　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人类智力的增长，知识经济时代赋予它巨大的经济价值。文章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教育投入能够给社会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并产生大量社会价值。但是，并不是这样巨大的社会价值自己就会产生，而需要教育体系与经济发展程度相符合。在中国面临的科技创新以及行业转型的局势下，中国教育投资应由“做大”转向“提质”的主攻方向。依据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结论，“创新是制度、文化以及个人技能的总和，教育如果能更深刻地理解‘破坏性创新’的价值，它或许就能孕育出能在新情境中适应，在旧情境中也能创造出新的环境的‘革新的时代适应者’”。在中国教育领域中，其正孕育着民族复兴的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