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把决策视为一个无法打开的“黑箱”，将人脑看作一个完美的理性计算器，却忽略了行为背后的心理与生物学基础。自20世纪中后期起，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等行为经济学家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系统性地发现了诸如损失厌恶、禀赋效应、框架效应等大量与传统理论预测相悖的行为异象。这些发现动摇了理性假设的根基，这表明真实决策充满了情感、偏见与情境依赖。行为经济学虽成功描述了这些异象，打开了“黑箱”，但其解释仍停留在行为描述的层面。这些解释大多依靠推测性的心理构念，难以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些行为模式源于大脑内怎样的生物机制？这正是神经经济学诞生和所需完成的使命。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广泛采用了神经科学、心理学的测量技术，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电图、经颅直流电刺激、皮肤流电反应和瞳孔扩张等技术，把决策的“黑箱”转化为“玻璃箱”，能无创地观察决策过程中的人脑活动，从神经元与脑区层面为经济行为提供了因果性解释。本文从决策偏好、非理性决策和社会经济决策三个神经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系统梳理了神经经济学证据，旨在揭示经济决策的认知与情绪基础，构建一座连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桥梁。
　　一、决策偏好的心理学基础与神经机制
　　决策偏好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也是一架内心的天平，由情绪与认知共同塑造并且高度依赖情境的内心倾向。它呈现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即决策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动态影响。
　　情绪以及认知的研究已成为决策偏好的研究热点，在复杂情境下，情绪的激活具有适应性优势。预期情绪对决策影响较大，当个体预估自己可能面临损失时，杏仁核和前脑岛会被激活，这表现出个体对潜在损失的警觉及情绪反应，进而影响决策偏好。决策过程中的即时情绪同样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诱发悲伤情绪会提高个体对即时奖励的偏好，而诱发焦虑情绪会提升个体的风险规避倾向，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体往往会避开高风险决策以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认知因素在决策偏好塑造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脑成像研究发现，大脑会对不同来源的资金进行分类处理，意外获得的资金会激活与惊喜相关的脑区，这和超出预期的喜悦感有关；而劳动所得则激活与自我认同相关的脑区，自身努力获得的成果与个人自我价值感紧密相连，这种神经层面的区分解释了为何个体对于金额相同但来源不同的资金会采取不同处置方式。例如，人们可能会把意外获得的奖金用于奢侈消费，而对辛苦工作赚取的工资则会更谨慎地规划使用。个体的认知风格也会对决策偏好产生影响，场依存型个体决策时更依赖外部环境和他人意见，其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模式与场独立型决策者有明显差异，场独立型个体能更自主地做决策，较少受外界干扰。这种神经活动模式的差异为认知风格理论提供了神经生理基础，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个体决策差异的根源。
　　二、非理性决策的心理机制与神经关联
　　非理性决策是神经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突破。那些看起来似乎违背理性原则的决策模式，实际上体现出人类认知系统的本质特性，为理解决策行为提供了全新视角。
　　框架效应是理解非理性行为时的关键切入点，心理学研究显示，决策者对于问题的表述方式存在特定的神经反应模式。当问题以收益框架呈现时，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占据着主导地位，此时个体更加倾向于进行理性分析以及风险规避；而当问题以损失框架呈现时，和情绪处理相关的脑区会出现更强的激活，个体大多时候会表现出风险偏好。例如，在“亚洲疾病问题”实验中，当描述方案时使用“生还”即收益框架和“死去”即损失框架两种不同表述时，尽管方案的本质相同，但人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这从生物学层面解释了个体在不同表达方式之下，为何对于相同实质的问题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启发式策略是另外一项主要的研究内容，在高时间压力的情境当中，个体决策往往会依赖情感启发式策略，此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提高。在时间压力、信息过载、动态变化或者社会互动等情境下，基于直觉的快速决策有时比经过深思熟虑更有适应性。尽管这种决策或许并非全然基于理性计算，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它能够节省认知资源让个体更高效地应对各种情况。
　　神经科学研究已逐渐揭示确认偏误的神经基础，它是大脑奖赏系统、认知控制系统和社会情感系统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个体接触到与自身信念相符的信息时，大脑的奖赏回路腹侧纹状体和伏隔核会被激活，随着多巴胺释放，让人们产生类似获得物质奖励的愉悦感。这正是对“自我正确性”的神经层面正向强化，激励个体不断寻找支持自身观点的信息以形成良性认知循环假象。与之相反，面对与自身信念不相符的信息时，大脑会触发类似处理物理威胁的防御机制，与厌恶情绪相关的前脑岛和处理恐惧和威胁情绪的杏仁核被激活，从而引发警觉状态与不适感。同时，负责推理、监控和认知灵活性的前额叶皮层出现抑制反应或激活水平不足，不再全力以赴地理性分析矛盾。这种神经资源分配模式，让个体倾向于启动一系列认知防御策略而不能深度处理矛盾信息，如，忽视、贬低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或进行动机性推理来消解信息与信念的冲突，维持内心认知结构的稳定。例如，投资者形成看好某只股票的信念后，大脑奖赏系统在阅读利好消息时活跃，带来决策自信的快感；面对利空报告时，因前脑岛的负面反应会超过前额叶的理性分析，让其对风险信号视而不见。这种由神经机制驱动的确认偏误，深刻解释了信念为何往往比事实更具韧性，表明个体的认知过程不是客观信息处理程序，而是受有信念、情感需求和神经生理结构塑造的、充满主观色彩的建构过程。
　　三、社会经济决策的心理动因与神经基础
　　对社会经济决策的研究全面揭示出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的本质特征，即个体的经济决策并非独自开展，而是会受到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规范等诸多社会因素的深度影响，并且这些影响都存在相应的心理动因以及神经基础。
　　公平偏好是社会决策研究里一项关键的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当中，当提议者给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回应者大多时候会选择拒绝，即使这种拒绝会让自身也无法得到收益。回应者在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时，前脑岛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出现协同激活的情况，其中前脑岛的激活体现出不公平分配时的厌恶情绪，这种情绪促使个体产生拒绝的初始倾向，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参与则意味着个体在权衡代价与收益，评估拒绝行为带来的损失以及维护公平所带来的心理契合感，并最终做出拒绝的决策。这一结果清楚地解释了人们为何愿意舍弃物质利益去维护公平规范。群体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揭示出社会影响的深层作用，在群体环境里，个体的决策受到自身偏好的影响，还会下意识地模仿他人的神经活动模式，这种神经活动的同步现象在脑成像研究中可清晰地被观察到。比如，在群体投票、集体决策等场景中，个体大脑与其他群体成员相关脑区的激活会逐渐趋于同步，这种同步促进了群体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观点认同，还为理解从众行为和社会学习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说明社会影响可凭借神经层面的互动直接作用于个体决策过程。上述这些研究共同说明，经济决策本质上有社会属性，其神经基础深刻地反映出人类作为社会生物的本质特点。社会经济决策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其社会嵌入性本质，即个体的经济决策并非孤立进行，而是受到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且这些影响均有对应的心理动因与神经基础。
　　四、讨论
　　神经经济学把心理学概念和神经机制结合起来，为理解经济决策提供了全新解释框架，实现了从推测性解释到机制性理解的跨越。
　　决策偏好方面，情绪与认知存在协同作用机制，杏仁核和前脑岛对潜在损失的反应以及前额叶皮层的认知调控功能共同构成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这一发现既解释了理性计算常被情绪反应覆盖的原因，也揭示了决策过程中情绪与认知的动态平衡机制。非理性行为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启发式策略等现象都有特定神经基础，说明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实际是认知系统在特定环境下的适应性反应。社会经济行为层面研究揭示公平偏好、信任建立等社会性决策的神经机制，证明经济行为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神经表征。
　　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大部分研究在实验室环境进行，其生态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现实中的经济决策往往在极为复杂的情境中进行，例如，情绪负荷高、时间压力大和社会互动频繁等，这些繁复的影响因素并不是实验室中简单控制变量可以模拟的。而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源于遗传、经历、文化背景的个体差异等也需深入探讨。同时，如何将神经层面的发现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预测模型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作者：姚懿纯（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结论
　　本文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视角，系统剖析了经济决策的神经心理机制，证实决策过程受情绪与认知的影响。神经经济学证据显示损失厌恶等“非理性”行为有特定神经基础，反映大脑形成的适应性机制。社会经济行为研究凸显决策的社会嵌入性特征，公平偏好和信任建立等社会性决策均存在对应神经表征。这些发现既为经济决策提供生物学解释，也突破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局限，建立起连接微观神经机制与宏观经济行为的理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