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的人生导师
□李 华
2025年11月28日
字数:2736
在我心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农行员工,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用自己的生活哲学,为我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岗敬业、勤勉尽责的品质永远不会过时。
给我的父亲做个记,这个念头老早就有了,可就是迟迟不曾落笔。并非父亲没有值得写的东西,恰恰相反,回忆父亲,脑海里就像放老电影一样,各种画面、各种生活碎片都会喷涌而出。但从哪里写起,又该如何写呢?或许,越熟悉越亲近的人越难写吧。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喜结交,又略带清高的“文人”。为什么带引号给文人二字呢?说是文人,其实文化程度也就小学毕业,跟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文人墨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读不起书的年代,又是在那种偏僻的小地方,哪怕只是小学毕业,也会被尊为读书人而高眼相看。
父亲出生于1924年3月,是20世纪30年代的高小毕业生。父亲自小就在其祖父的督教下,勤练书法和算盘,稍有懈怠,便戒尺伺候,头顶上的“栗子头”随时都会落下。父亲能识字,又会打算盘,在当时的农村可是妥妥的“文化人”,于是就当上了队里的现金保管员。就这样,我家里有了一把足以让别人羡慕的新算盘。
在那个年代,各家都没有什么摆设,几乎都是家徒四壁,我家也一样。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光秃又发黄的墙上,比别人家多了一个大算盘,正对着门口挂着,显得格外醒目。这是一个上两珠、下五珠共17列的大算盘。父亲可稀罕它了,平时不让孩子们触碰,生怕一个不小心碰坏他的宝贝。
家里的姐弟五人都知道父亲的脾气,没人敢去招惹他。我在家里排行最小,好奇心最强,总是忍不住想去摸摸那把算盘。父亲把它当成了心肝宝贝,会经常擦拭,生怕算盘落了一点儿灰尘。每当这时,我总会碰碰运气。“父亲,我帮您擦吧?”说完,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父亲高兴时就会答应我的要求。
我一边细心地擦拭着,一边上下拨动算珠,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那声音听起来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愉悦。或许我是从小就与算盘有缘吧。为了多触摸几次算盘,有时我还会趁着父亲不在,故意往算盘上撒些灰尘,然后告诉父亲,算盘又该擦了……
岁月蹉跎时光飞逝,悠悠星辰带走了我的青春,催老了我的容颜,却抹不掉我对父亲的爱,带不走我对农行的情……
父亲去世已经21年了,但父亲的伟岸形象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
父亲音容笑貌不仅未因时光流逝而模糊,反而愈加清晰浮现,不约而至我的梦里。父亲身材高挺匀称,五官端正,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帅气。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总含着生动的笑意,仿佛会说话一般,满是慈爱。
1950年,父亲以人民银行广安县支行的临时工身份参加工作,几年后凭借自己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转正为人民银行的员工,从此正式步入金融工作的行列。1979年,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人民银行的涉农业务部门,全部划转到农业银行。如此说来父亲可是农业银行的元老。
对于父亲,我有着特别的情感。1979年,父亲在农行基层营业所当主任。那时,营业所工作环境简陋,没有空调,没有电脑,记账全靠算盘,计息全靠手工,尤其外勤人员还需走村串户,工作非常辛苦,每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但大家毫无怨言,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去完成各项任务。那时,押运头寸全靠人工肩挑背扛。有一次,父亲和一同事押送头寸去县城,因为下雨,一条小溪上的桥被洪水淹没了,只好冒险蹚着溪水过去。他俩双手托举着钱袋,生怕钱被水打湿,一步步艰难地走向对岸……后来,父亲说那次他们举的不是钱袋,而是他们的责任和名誉。
父亲作为一名银行员工,以实际行动向我展示了何为“职业精神”的极致。在那个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父亲勤勉尽责,对工作的热忱如同农夫对土地的深情厚谊。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看看报纸,更常常需要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那时候条件落后、交通不便,下乡一走就是几十里路,一去就是好几天,吃住都在村里。他经手的每一笔贷款,都是他精准判断和严谨作风的证明。
记得小时候,生产队的人称父亲为“李同志”,非常亲切。父亲每到星期日都要从银行步行十多里路回到家,协助母亲干点家务活,到农田换换工。逢年过节,生产队群众找他写对联,毛笔一拿,红纸一摊,门板当书桌,爬在上边从早上写到中午,不收百姓一分钱,邻居们都喜欢找他。
“铁账、铁款、铁算盘”被称为“三铁”,这是人民公社时期对金融业优良传统的褒奖和肯定。一个算盘是父亲工作的标配,走乡串户、背街小巷、车间仓库,背包上门为企业,为群众提供最原始的金融服务。他从存款、贷款、会计、出纳、核算等金融业务干起,被同行称为“铁算盘秀才”。
上世纪70年代,酱油厂、碱厂、糖厂等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从起步开始,父亲就吃住在厂里。贷款前搞调查,贷款中搞核定,贷款后跟踪管理,核算企业盈亏情况。
当年为了帮助几家企业发展,父亲与企业厂长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年为推销酱油厂、碱厂的产品,在一家公司蹲守三天,终于见到对方负责人,为企业拿下了价值100多万元的订单,使企业步入正常生产、销售轨道,同时50万元贷款也如期收回。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总与缺席紧密相连,但这种缺席并非冷漠,而是他对职责的坚守。为了清收不良贷款,他孤身一人下乡就是好几天,牺牲了与家人共处的温馨时光。那时,我和哥哥成了“小大人”,学会了独立与坚强,而这一切,都是父亲以身作则,教会我们的宝贵一课。
1984年,当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农行人时,我看到了父亲久违的笑容。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我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父亲,我一定要像你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农行人。
父亲一直教育我,工作要专注,不光要会做,更要会学。学会吸纳别人的学习、工作经验,等到自己遭遇同类问题,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
父亲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工作上,他是我的智囊,每一次遇到难题,他的经验之谈总能让我豁然开朗。我们之间的对话,仿佛永远没有尽头,无论是行业的最新动态,还是人生的深刻哲理,都能成为我们促膝长谈的主题。在我迷茫时,父亲是我的大军师,用他的人生智慧为我指引方向;在我遭遇挫折,心怀悲伤时,他甘愿做我的垃圾桶,倾听我的所有不满与委屈;当我感到身心俱疲时,他就像一座永不枯竭的加油站,给予我力量与慰藉。在生活的风雨兼程中,在职场的摸爬滚打里,父亲始终是我最坚实的依靠,他那份无声的支持与帮助,是我前行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尽管他的故事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却传承着共同的梦想和责任,激励我书写更多的农行故事。
在我心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农行员工,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用自己的生活哲学,为我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岗敬业、勤勉尽责的品质永远不会过时。
给我的父亲做个记,这个念头老早就有了,可就是迟迟不曾落笔。并非父亲没有值得写的东西,恰恰相反,回忆父亲,脑海里就像放老电影一样,各种画面、各种生活碎片都会喷涌而出。但从哪里写起,又该如何写呢?或许,越熟悉越亲近的人越难写吧。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喜结交,又略带清高的“文人”。为什么带引号给文人二字呢?说是文人,其实文化程度也就小学毕业,跟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文人墨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读不起书的年代,又是在那种偏僻的小地方,哪怕只是小学毕业,也会被尊为读书人而高眼相看。
父亲出生于1924年3月,是20世纪30年代的高小毕业生。父亲自小就在其祖父的督教下,勤练书法和算盘,稍有懈怠,便戒尺伺候,头顶上的“栗子头”随时都会落下。父亲能识字,又会打算盘,在当时的农村可是妥妥的“文化人”,于是就当上了队里的现金保管员。就这样,我家里有了一把足以让别人羡慕的新算盘。
在那个年代,各家都没有什么摆设,几乎都是家徒四壁,我家也一样。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光秃又发黄的墙上,比别人家多了一个大算盘,正对着门口挂着,显得格外醒目。这是一个上两珠、下五珠共17列的大算盘。父亲可稀罕它了,平时不让孩子们触碰,生怕一个不小心碰坏他的宝贝。
家里的姐弟五人都知道父亲的脾气,没人敢去招惹他。我在家里排行最小,好奇心最强,总是忍不住想去摸摸那把算盘。父亲把它当成了心肝宝贝,会经常擦拭,生怕算盘落了一点儿灰尘。每当这时,我总会碰碰运气。“父亲,我帮您擦吧?”说完,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父亲高兴时就会答应我的要求。
我一边细心地擦拭着,一边上下拨动算珠,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那声音听起来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愉悦。或许我是从小就与算盘有缘吧。为了多触摸几次算盘,有时我还会趁着父亲不在,故意往算盘上撒些灰尘,然后告诉父亲,算盘又该擦了……
岁月蹉跎时光飞逝,悠悠星辰带走了我的青春,催老了我的容颜,却抹不掉我对父亲的爱,带不走我对农行的情……
父亲去世已经21年了,但父亲的伟岸形象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
父亲音容笑貌不仅未因时光流逝而模糊,反而愈加清晰浮现,不约而至我的梦里。父亲身材高挺匀称,五官端正,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帅气。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总含着生动的笑意,仿佛会说话一般,满是慈爱。
1950年,父亲以人民银行广安县支行的临时工身份参加工作,几年后凭借自己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转正为人民银行的员工,从此正式步入金融工作的行列。1979年,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人民银行的涉农业务部门,全部划转到农业银行。如此说来父亲可是农业银行的元老。
对于父亲,我有着特别的情感。1979年,父亲在农行基层营业所当主任。那时,营业所工作环境简陋,没有空调,没有电脑,记账全靠算盘,计息全靠手工,尤其外勤人员还需走村串户,工作非常辛苦,每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但大家毫无怨言,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去完成各项任务。那时,押运头寸全靠人工肩挑背扛。有一次,父亲和一同事押送头寸去县城,因为下雨,一条小溪上的桥被洪水淹没了,只好冒险蹚着溪水过去。他俩双手托举着钱袋,生怕钱被水打湿,一步步艰难地走向对岸……后来,父亲说那次他们举的不是钱袋,而是他们的责任和名誉。
父亲作为一名银行员工,以实际行动向我展示了何为“职业精神”的极致。在那个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父亲勤勉尽责,对工作的热忱如同农夫对土地的深情厚谊。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看看报纸,更常常需要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那时候条件落后、交通不便,下乡一走就是几十里路,一去就是好几天,吃住都在村里。他经手的每一笔贷款,都是他精准判断和严谨作风的证明。
记得小时候,生产队的人称父亲为“李同志”,非常亲切。父亲每到星期日都要从银行步行十多里路回到家,协助母亲干点家务活,到农田换换工。逢年过节,生产队群众找他写对联,毛笔一拿,红纸一摊,门板当书桌,爬在上边从早上写到中午,不收百姓一分钱,邻居们都喜欢找他。
“铁账、铁款、铁算盘”被称为“三铁”,这是人民公社时期对金融业优良传统的褒奖和肯定。一个算盘是父亲工作的标配,走乡串户、背街小巷、车间仓库,背包上门为企业,为群众提供最原始的金融服务。他从存款、贷款、会计、出纳、核算等金融业务干起,被同行称为“铁算盘秀才”。
上世纪70年代,酱油厂、碱厂、糖厂等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从起步开始,父亲就吃住在厂里。贷款前搞调查,贷款中搞核定,贷款后跟踪管理,核算企业盈亏情况。
当年为了帮助几家企业发展,父亲与企业厂长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年为推销酱油厂、碱厂的产品,在一家公司蹲守三天,终于见到对方负责人,为企业拿下了价值100多万元的订单,使企业步入正常生产、销售轨道,同时50万元贷款也如期收回。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总与缺席紧密相连,但这种缺席并非冷漠,而是他对职责的坚守。为了清收不良贷款,他孤身一人下乡就是好几天,牺牲了与家人共处的温馨时光。那时,我和哥哥成了“小大人”,学会了独立与坚强,而这一切,都是父亲以身作则,教会我们的宝贵一课。
1984年,当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农行人时,我看到了父亲久违的笑容。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我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父亲,我一定要像你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农行人。
父亲一直教育我,工作要专注,不光要会做,更要会学。学会吸纳别人的学习、工作经验,等到自己遭遇同类问题,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
父亲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工作上,他是我的智囊,每一次遇到难题,他的经验之谈总能让我豁然开朗。我们之间的对话,仿佛永远没有尽头,无论是行业的最新动态,还是人生的深刻哲理,都能成为我们促膝长谈的主题。在我迷茫时,父亲是我的大军师,用他的人生智慧为我指引方向;在我遭遇挫折,心怀悲伤时,他甘愿做我的垃圾桶,倾听我的所有不满与委屈;当我感到身心俱疲时,他就像一座永不枯竭的加油站,给予我力量与慰藉。在生活的风雨兼程中,在职场的摸爬滚打里,父亲始终是我最坚实的依靠,他那份无声的支持与帮助,是我前行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尽管他的故事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却传承着共同的梦想和责任,激励我书写更多的农行故事。
在我心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农行员工,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用自己的生活哲学,为我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岗敬业、勤勉尽责的品质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