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其在增强文化自信、服务基层治理中的战略价值。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全面部署，为新时代非遗系统性保护与创新实践指明了方向。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非遗作为文化纽带与经济引擎的双重属性，为破解乡村空心化、产业同质化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创新路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一）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重塑乡村精神标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活态基因库”，承载着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其价值意蕴首先体现在对乡村文化根脉的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转化上。非遗通过提炼传统技艺、节庆仪式、民俗故事等文化符号，构建起乡村文化基因的符号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内核。这一过程不仅延续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更通过非遗IP开发、文化场景再造等方式，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文化资本。例如，非遗主题文旅线路的打造，则通过沉浸式场景激活了乡村文化记忆，使传统村落成为文化认同的实践场域。这种文化赋能不仅强化了乡村的文化凝聚力，更通过现代性转化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为乡村振兴构建起兼具历史厚度与未来张力的精神坐标。
　　（二）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层价值在于其经济转化能力，以其多重独特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引导和资源支持，而经济发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经济支撑和发展动力。非遗资源具有独特的文化附加值与市场稀缺性，其产业化开发能够突破传统农业的单一结构，形成“文化+产业”的复合型经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出文创产品、数字藏品、体验式服务等新兴业态，推动乡村产业快速升级。非遗工坊、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既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又通过“非遗+电商”“非遗+文旅”等模式打通市场渠道，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非遗产业化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向乡村流动，这种经济赋能不仅提升了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更通过产业协同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
　　（三）创新治理形式与生态优化，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非遗的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理功能。非遗所蕴含的伦理规范、协作传统与生态智慧，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文化治理工具。例如，非遗传承中的师徒制、合作社模式，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强化了乡村共同体意识；传统节庆中的集体协作机制，则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的参与动力。在生态治理方面，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节用爱物”“循环再生”等理念，为乡村绿色发展提供了传统智慧支撑，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这种治理赋能通过文化认同重构、社会资本激活、生态理念传播等方式，构建起“文化治理—生态治理—协同治理”的多维框架。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乡村空心化、治理碎片化等现实问题，更在于通过文化治理，创新探索中国式乡村善治路径，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蚌埠乡村振兴的现实梗阻
　　（一）保障政策支持不足，长效发展机制缺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当前，非遗保护与开发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尽管部分地区已建立部分非遗保护名录和传承人制度，但资金分配不均衡。资金重点投向国家级非遗项目，而地方特色小众非遗项目常因缺乏资源支持而濒临失传。此外，非遗与乡村振兴政策的衔接不够紧密，缺乏跨部门协同机制，导致非遗资源在乡村规划、土地利用、产业布局中难以实现统筹配置。另外，年轻一代对非遗技艺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显著降低，许多非遗项目面临“人亡艺亡”的危机；传承人老龄化现象普遍，且缺乏系统的传承人培养机制，从而导致传统技艺传承缺乏长效培育与发展模式。
　　（二）非遗产业化程度低，融合发展水平不高
　　尽管我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但其产业化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多数非遗项目以小作坊形式存在，生产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规模化效应。同时，非遗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的融合模式单一，多停留在文化展示层面，非遗与旅游等产业融合时，常被简化为“文化展示”或“节庆噱头”，缺乏深度挖掘；传承人对旅游市场认知不足，缺乏与相关企业合作的意识，在非遗产品设计与营销能力方面难以契合市场需求；旅游景区通过“橱窗式”展示非遗项目，忽视其文化内涵，尚未形成“非遗+科技”“非遗+电商”等创新业态，导致其经济价值未能充分释放。此外，非遗传承与现代教育体系脱节，学校课程中非遗文化内容未实现有效适配，导致非遗传承缺乏社会基础和文化认同。
　　（三）非遗文化传播力弱，文化品牌建设滞后
　　当前，非遗传播普遍面临数字技术应用不足、受众参与度低等困境。一方面，非遗宣传长期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传播方式多依赖传统节庆、地方展览等线下活动，形式单一、覆盖范围有限。与此同时，线上传播渠道开发不足，未能充分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数字展览等新媒体手段，导致难以有效触达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因而非遗文化的时代感知度与吸引力不断弱化。另一方面，非遗品牌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与行业标准，各地非遗产品在形象塑造、标识使用、品质认证等方面各自为政，缺乏权威、可信的认证机制。这导致市场上同类非遗产品同质化严重，消费者难以辨别正宗性与文化价值，削弱了非遗产品的市场公信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全域政策保障体系
　　非遗赋能乡村振兴需以系统性思维构建保障网络：第一，政府部门应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制度，明确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的差异化保护策略，建立活态传承项目推行指南。积极推动立法与政策衔接，加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工作，尤其是在涉及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建设审批中，需加强对非遗影响的评估，防止建设性破坏；第二，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由文旅部门牵头，联动农业、教育、科技等部门成立非遗振兴专班，统筹资源调配与项目落地。资金保障需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除财政专项拨款外，设立非遗产业化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第三，创新非遗技艺传承人培养模式，联合高校开设非遗研修班，引入现代艺术教育理念，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开展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结合的定制化培训。针对传承人设立“基础补贴+绩效奖励”机制，对开展创新性传承、带动就业成效显著的传承人给予额外激励。
　　（二）深化产业融合，打造非遗价值活化体系
　　产业融合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地方政府需要系统梳理非遗项目的文化符号、技艺特征与叙事体系，建立非遗IP资源库，提炼具有市场辨识度的文化元素，为产业化开发奠定基础：第一，地方政府需要系统活化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将传统节庆仪式转化为可体验的文化IP，或将民间故事转化为数字内容矩阵。对于文化产品，鼓励企业加强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引入工业设计、交互设计等专业团队，开发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非遗衍生品，如，智能灯具与传统灯彩结合的夜游产品、可穿戴玉雕饰品等；第二，实现非遗振兴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在对非遗资源活化利用中，充分挖掘非遗中的生态智慧，如，传统农耕中的轮作制度、生态节律观念，将其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资源。推动“非遗+生态”示范村建设，将非遗保护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形成文化景观与生态景观的有机统一；第三，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利用。将非遗伦理规范转化为村规民约，通过非遗展演传播孝道文化、生态保护理念。建立“非遗社区参与机制”，鼓励村民以技艺入股并参与分红，形成“文化共护、利益共享”模式。
　　（三）强化科技赋能，创新非遗文化传播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以数字技术驱动非遗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前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主流发展趋势之一：第一，以数字技术重构非遗保护与传播体系，通过运用超高清影像、三维建模、动作捕捉等技术，对非遗项目进行全息记录，建立动态更新的数字档案库。再依托博物馆等场域，构建“非遗数字分身”，利用AI生成技术创建虚拟传承人，实现在线展演与互动教学；第二，建立大数据分析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分析公众文化偏好，精准推送非遗内容。在创新维度，推动非遗与数字艺术融合，开发交互式非遗游戏等新兴业态，拓展文化传播边界；第三，建立非遗品牌授权机制。鼓励非遗企业与知名品牌合作开发联名产品，探索“非遗+餐饮”“非遗+美妆”等跨界业态，提升文化溢价。同步构建非遗产业质量认证体系，制定手工技艺标准、原材料溯源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市场公信力与品牌竞争力。
　　作者：涂多扬（安徽财经大学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