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保险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保险市场。到2024年，其保费收入达到5.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7%，赔付费用2.3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4%。然而，我国保险业长期依靠粗放型的发展战略，导致其运营效率低下，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保险业的发展重点也在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银保监会也明确保险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到了2023年数字经济总规模超过53万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42.8%。在政策支撑和技术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保险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解决保险业发展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我国数字化转型与保险经营现状分析
　　（一）我国数字化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的数字化发展经历了1994—2002年的萌芽期、2003—2012年的高速发展期和2013—今的成熟期，到了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初步成形，而创新的模式也由模拟创新转向了自主创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在2016年达到22.6万亿元，到2023年达到53.9万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42.8%；在2016—2023年期间，我国的数字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按照“二八比例”来看，到2023年，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10.1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达到43.8万亿元，产业数字化所占比重达到81.26%，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二、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都在不断提高。
　　（二）我国保险数字化经营现状
　　我国保险科技发展已历经PC互联网时代和“数字化+保险”时代，未来将向“智能化+保险”阶段迈进，与基因技术、自动驾驶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渗透至保险经营全流程，产品研发环节通过大数据挖掘，精准识别客户需求实现差异化定价；营销环节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进行客户画像与精准营销；投保核保环节借助技术实现智能识别与自动核保，简化流程；理赔售后环节通过大数据实现智能理赔与反欺诈识别，提升效率与客户体验。不同规模保险公司的转型策略存在差异，大型保险公司依托早期投入与规模优势构建保险生态系统，中型保险公司聚焦优势赛道强化技术应用，小型保险公司则以提升信息技术能力、优化业务模式为主要目标。
　　二、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以63家保险企业2013—202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从那时起，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这一时期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一转变的长期趋势和深刻影响。选取样本时，遵循剔除数据不完整或缺失较多的公司、2013年以后成立的公司及保险集团、政策性保险公司等非经营性主体。研究以《中国保险年鉴》、保险公司官方网站和年度报告为基础，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保证了数据的完整和有效。
　　（二）指标构建
　　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指标采用规模效率可变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该模型能规避径向和角度选择偏差，解决高效决策单元不可比问题。投入指标选取劳动力、经营费用和资本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保费收入、赔付支出和投资收益，综合效率（Eff）作为经营效率代理变量。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参考相关文献与政策文件，确定146个关键词，分为“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实践应用”两个维度，通过Python软件对保险公司年报进行分词、匹配与词频统计，采用“ln(词频和+1)”计算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并在稳健性检验中设置虚拟变量（Digital_1）和分指数求和指标（Digital_2）作为替代。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解决平衡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表达式为：Effit=β0+β1Digitalit+β2Xit+μi+
　　θt+εit，其中Effit为经营效率，Digitalit为数字化转型程度，Xit为控制变量，μi和θt分别为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保险公司经营效率（Eff），通过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得出。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控制变量涵盖微观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包括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人力资本结构（Edu）、资金运用能力（Aof）、市场
　　份额（Share）；宏观层面选取GDP增长率（Gdpg）。机制变量为保费收入（Premium）和综合成本率（Cost），其中保费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削弱极端值影响，综合成本率=综合费用率+综合赔付率，反映保险公司成本结构。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均值为0.5780，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为0.9566，行业整体仍有提升空间。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回归系数为0.0613，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假设H1a。分维度分析表明，技术实践应用的回归系数为0.0787，在5%水平下显著，而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不显著，支持假设H1b，这是因为底层技术需与业务流程、客户需求深度结合才能转化为效率提升动力，技术实践应用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改善客户体验直接促进经营效率提升。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人力资本结构、市场份额与GDP增长率均对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年龄与资金运用能力影响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使用Digital_1和Digital_2替代原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分别为0.0778和0.0544，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更换实证模型，采用面板Tobit模型回归，数字化转型系数为0.0567，在5%水平下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内生性检验，选取“企业注册城市地形起伏度与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对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系数显著为正，且工具变量通过相关性与外生性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从所有权性质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系数0.0880，5%水平显著），对中资保险公司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中资保险公司在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与组织文化惯性等方面面临更多转型阻力。从经营类型来看，数字化转型对财产险公司经营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系数0.0588，5%水平显著），对人身险公司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人身险业务涉及长期保障与资产管理，数字化应用面临更多挑战，且客户群体与销售渠道差异需更精细化的转型策略。从成立时间来看，数字化转型对新兴保险公司促进作用显著（系数0.0961，5%水平显著），对传统保险公司影响不显著，传统保险公司的历史包袱与组织惯性使其转型阻力更大。
　　（四）机制分析
　　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以从收入端和成本端两个方面提高保险企业的运营效率。从收入端角度看，数字化转型对保费收益的影响达到0.1145，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拓展销售渠道，实现客户需求的精准匹配，以及产品设计的创新，从而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效率，检验了H2a的假说。在成本方面，采用大数据建立风险管理系统，降低赔付成本，优化内部流程，降低运行成本，对综合成本率进行有效控制，检验假设H2b。这两种机制的结合，突出了我国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运营效率的重要意义。
　　（五）门槛效应分析
　　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经营效率存在双重门槛值，即0.6819、1.883，将样本划分为三个区间。在（-∞，0.6819]范围内，数字化转型系数是-0.1140，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负的，这意味着在运营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在数字化转型早期的资本投资和技术磨合会降低运营效率；在（0.6819,1.8831]范围内，系数为0.2085，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优势开始显现；在（1.8831,+∞）范围内，该系数上升到0.5912，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促进作用在不断加强。由此，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企业运营效率的作用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且促进效应不断增大的非线性特征，而经营效率水平是影响转型效果的关键门槛变量。
　　作者：胡金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
　　结论
　　本文对我国保险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已经是提高我国保险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驱动力量，其总体积极作用在经过检验后仍然是可靠的，而技术的实际运用则是实现这一转变动能的核心，单纯的底层技术投入很难直接取得明显的效果。外资、财产和新兴保险企业因其机制灵活和历史包袱较少而更容易受益于数字化转型，而中资、人身险和传统保险企业则需要突破技术、人才和组织惰性等多种约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双机理，一是在收益方面扩大保费规模，另一方面是成本结构优化。其中，运营效率是一个重要的门槛，低效的保险企业需要在进行内部治理的同时，逐渐推进数字化转型，以规避初期抑制效应。从长远来看，保险业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差别化的转型战略，把重点放在技术的落地和运用上，以及在整个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上。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也要健全相关的支撑政策，帮助这个行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