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是将其简化为“政府扶持企业”的单向关系。这种思维下，政府可能陷入选择性“输血”和评定“名牌”的微观管理，而企业则可能将重心放在争取补贴而非市场创造上，导致品牌建设偏离本质。事实上，品牌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其根基在于企业自身的产品力、创新力与市场运营能力。政府的角色，并非替代企业去“创造”品牌，而是通过制度设计、环境优化和公共服务，系统性地降低全社会品牌创建、成长与保护的综合成本，并激励企业将资源投入到真正的价值创造中。名牌的培育，犹如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企业与政府，即“父”与“母”角色的协同共育。因此，新时代的品牌培育，需要升级为一种基于清晰边界与共同目标的“战略性协同”范式。
　　一、企业为主，着意经营
　　品牌是经营出来的，不是认定出来的。企业必须确立“品牌建设是核心经营逻辑”的根本理念。参照此前论述的“四阶段发展路径”，企业在各阶段应有明确的战略聚焦与行动清单。
　　（一）企业行动要领
　　企业在各发展阶段，都有该阶段的核心经营使命。在每一阶段，企业都要做好三点，才有可能跨越该阶段，而成功跃进到新的阶段。在各阶段，企业既要履行好自身核心使命，又要有效利用外部政策资源，并发挥高度认知水平。每一步都是对企业水平的严格考验。
　　第一阶段，合规产品阶段。企业的核心经营使命是建立超越国标的内控、品控体系，夯实物理基础；利用市场监管部门的合规指导，完善标准公开信息，确保入门效率；切忌满足于“达标即可”，将合规视为成本而非底线。
　　第二阶段，规范品牌阶段。企业的核心经营使命是建立ISO等管理体系，实现运营标准化，并完成核心商标全类保护。申请政府对质量管理认证、专利申请的补贴，利用公共信息平台进行侵权监测；避免为拿补贴而认证、体系与实践“两张皮”。
　　第三阶段，知名品牌阶段。企业的核心使命是完成精准品牌定位，持续产品创新，占领用户心智；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展销会和城市推介会等，申报地方“名优产品”、借势区域公共品牌；避免依赖政府背书而忽视市场真实反馈与迭代。
　　第四阶段，价值名牌阶段。企业的核心使命是主导或参与标准制定、构建产业生态，实现模式升维；参与政府主导的产业标准委员会，争取生态型项目在用地、数据等方面的制度性支持；避免利用市场地位进行垄断而非协同创新。
　　（二）企业核心动作
　　一是要主动嵌入公共品牌：智慧的企业应主动将自身品牌叙事，与所在地域的区域公共品牌（如，“云南小粒咖啡”、“普洱茶”）的价值内涵相融合，实现借船出海；二是要共建产业标准体系：龙头企业应积极牵头或参与行业协会、政府平台组织的团体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将先发优势转化为行业规范；三是要开放生态，引领集群：生态品牌企业应开放能力，扶持上下游中小企业，形成以自身为链主的品牌集群，从而增强区域产业整体的不可替代性。
　　二、政府引导，搭台筑巢
　　在名牌建设过程中，政府角色也很重要：构筑土壤、搭建平台、引导方向。政府的效能体现在通过公共政策，塑造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环境，让用心经营品牌的企业脱颖而出。
　　（一）四大核心角色与政策工具箱
　　一是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与公平守卫者，其工具箱就是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显著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推行跨部门联合惩戒，让失信企业处处受限，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品牌环境；二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与设施搭建者，其工具箱可以是建设与运营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品检平台、快速设计中心、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中心等，组织常态化的“品牌训练营”，提供法律、设计、战略咨询，打造具有公信力的区域性品牌价值评价与发布平台；三是政府作为战略牵引者与公共品牌运营商，其工具箱可以是科学规划与持续投资于“区域公共品牌”（如，“云品”品字标），这并非简单的形象广告，而是构建一套涵盖标准认证、授权管理、质量追溯、整体营销的完整体系，为符合标准的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四是政府作为生态催化者与场景创造者，其工具箱可以是通过城市规划、重大活动（如，博览会、赛事）、政府采购等，创造新技术、新品牌的应用场景，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优先采购本土自主品牌的集成解决方案，为创新品牌提供“首秀场”和“试炼场”。
　　（二）政府行动禁区与恪守边界
　　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不主观评定“名牌”，不提供扭曲市场的选择性补贴。政府的资金应更多投向前期公共平台建设与普惠性服务，而非后期对个别企业的直接奖励。普洱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并不为广大消费者熟知。据说，在一次外交活动中，有外国友人提到普洱茶。政府官员敏锐地感知到此信息的重要性，回来后立即引导当时版勐海茶厂与大理下关茶厂研究生产出口茶叶。这才有后来下关茶厂的“销法沱”问世，以及下关沱茶出口欧美的佳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仅标准就有国家标准GB/T22111—2008《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行业标准NY/T779—2004《普洱茶》、GH/T1244—2019《固态速溶普洱茶》、T/CTSS29—2021《普洱茶品鉴审评技术规程》，地方标准DB53/T1157—2023《生态普洱茶生茶加工技术规程》、DB5308/T58—2020《普洱茶加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T/TEA002—2019《陈年普洱茶》《年份普洱茶鉴定评估规范》等十余个标准；为彰显普洱茶影响力，政府还主导了系列活动，如，2007年1月，将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以及举办“马帮茶道·瑞贡京城”等系列活动，特别是景迈山申遗成功，对普洱茶的宣传掀起了又一新高潮。在政府引导与搭台下，兴起了一批企业品牌，如，“下关沱茶”“大益茶”“信茂堂驸马茶”等，2020年云南省全省茶业综合产值破千亿大关，占全国茶产业的三分之一。“普洱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案例，充分说明企业主体、标准赋能、政府搭台、协同共创名牌的思路是正确的。
　　三、成功密码，“父母”合力
　　区域产业品牌化的成功密码正是政府与企业合力的成果。“普洱茶”是中国区域公共品牌协同发展的典范，其成功密码充分体现了上述协同逻辑。
　　（一）企业主体，标准赋能
　　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制定统一的团体标准，覆盖生产、加工、溯源全链条。分散的农业企业/合作社（主体）自愿申请认证，按标准生产，产品才能使用“普洱茶”标志。政府不直接生产，而是守护标准。
　　（二）政府搭台，系统运营
　　政府牵头组建协会，投资构建“溯源体系、检验检测中心、统一营销平台”三大公共服务设施，解决了单个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
　　（三）信用背书，价值溢出
　　“普洱茶”品牌由政府对标准执行进行信用背书，大幅降低了消费者选择成本。获得授权使用的企业产品，平均溢价率超过30%，实现了公共品牌价值向企业私有品牌的成功溢出。
　　（四）协同推进，生态演化
　　在此基础上，孵化出“景迈山茶”“老班章”“易武”“冰岛”“昔归”“孟连花花生茶”等子区域品牌及众多企业品牌，形成了“公共母品牌+企业子品牌”的协同品牌生态，提升了整个云南茶叶产业的竞争力。
　　四、政企驱动，生态更新
　　品牌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产业生态与制度环境的竞争。企业与政府的协同，目标是从简单的“政策—申请”关系，升级为共创、共享、共赢的“发展共同体”。
　　面向未来，政企协同应聚焦三大前沿方向：一是数字化协同，利用区块链技术共建不可篡改的全域品牌溯源与信用体系、利用大数据构建区域品牌健康度监测平台，实现动态预警与精准服务；二是可持续性协同，共同将“ESG（环境、社会、治理）”标准融入区域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标准，打造负责任的品牌形象，应对全球绿色贸易规则；三是全球化协同，政府组织企业“集群出海”、在海外建设品牌展示与贸易中心、提供国际法律与合规支援，龙头企业则带领供应链伙伴、共同开拓市场，塑造“中国制造”的集体品牌形象。
　　唯有企业坚守长期主义的品牌经营，政府担当制度主义的环境塑造，双方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深度协同，才能培育出根基深厚、生生不息的品牌森林，最终实现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变。
　　作者：魏源海 蓝鲸士（云南五华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