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过了腊八便渐渐不同了。风声里时而掺进几声悠长而嘶哑的哀鸣，从村子深处断断续续地传来。随即，一种厚重浓郁的肉香气，便顺着风，漫过屋脊、场院，钻进每一条巷弄。这是杀年猪的讯号，也是喝血晃子汤的时节悄然到了。
　　在从前的乡下，杀年猪实在是一桩大事。那些年月，家家日子都紧巴，能喂大一栏猪，不知要费去多少心思。记得有一年，家里实在艰难，杀不起整头的年猪，腊月里勉强宰了一头，一半交了公，留给自己的一半肉，成了全家人整个年节里最珍贵的念想。更有一回，为交统购猪，还闹出一场至今想起仍隐隐发窘的笑话。
　　为尽早完成国家任务，也给家里省些猪食，父亲和伯伯常立在猪圈外，对着里头的畜生估量了又估量。眼见着快够上标准的一百二十斤了，便狠狠心，用麸皮拌萝卜煮一大锅，看着它圆滚滚地吞尽。那天清晨，父亲借来运猪的板车，请了几位邻人帮忙，才将嗷嗷叫的猪塞进车里。他扶住车把，我在前头拽着牵绳，一路小跑，直往七八里外的公社食品所赶。
　　谁知过磅时，竟差了两斤半。原来路上那猪不争气，拉撒了几回，分量便轻了。平日不抽烟的父亲，破例买了一包烟，一支一支递过去，脸上堆着笑，软话说了又说。他平日那点教书先生的矜持，此时全顾不上了。收猪的是个梳小分头的年轻人，耳朵上夹着烟，脸绷得紧紧的，丝毫不肯通融：“拉回去！收了交不上去，谁担责？”只好又拉回家，再喂上几日，才像送走什么似的，总算把统购的任务完成了。
　　交罢公家的，剩下一头瘦棱棱的架子猪，得用红薯、稀粥、萝卜拌上碎米，一日日地养着。直到年关将近，它才慢慢显出膘肥体壮的模样。杀了这猪，既要待客，又要熬油、腌腊肉，预备着度过春荒。每一块肉，都珍贵得像心尖上的肉。
　　我们璞河垴一带，向来有杀年猪请至亲喝血晃子汤的乡俗。既是答谢一年里的相互扶持，也是借这热气腾腾的场合，把情分再煨得暖一些。村里孙姓人家不算多，但同一个太爷传下来的亲眷，聚起来也能坐上三四桌。
　　那些年，人吃饱尚且不易，哪有富余的粮喂猪？母亲总要养一头母猪，卖了猪崽贴补家用，再喂一头年猪便更难。所以我家杀猪的年景少，多半是去族亲家里喝血晃子汤。父亲在外教书，哥姐要出工，母亲自己又不沾猪肉，总寻些理由推脱。于是，我便成了家里赴宴的“全权代表”。
　　腊月里杀猪的日子集中，我们这些孩子也最是兴奋。整天在外头野，瞧见谁家抬出杀猪的大盆、请来了杀猪师傅，便一股脑儿挤进人堆里看热闹。记得隔壁小爹家杀猪那天，我在他家场院转悠了一上午，一会儿嚷：“狗偷吃油啦！”一会儿凑到帮忙的大人身边问：“这猪有多重呀？”大家都忙得团团转，没人顾得上搭理我。
　　日头渐渐偏西，蒸笼格子上白汽氤氲，香味一阵阵飘出来。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发慌，站在自家台子上眼巴巴地望着。直到堂弟宗红挨家来请，不等母亲应声，我已跟着他一路小跑去了。
　　血晃子汤总是宴上最暖心的。猪血、豆腐、白菜一锅煮得滚烫，鲜嫩又滑口。配上蒸笼里厚厚的后座肉，裹着米粉及各种佐料，垫上红的萝卜、白的萝卜，蒸得透烂喷香。一桌十来个人，不论大人小孩，都敞开肚皮，唏哩呼噜地喝汤，大口嚼肉。数九寒天，场院里却满是白汽与笑声。我常趁大人说笑，一筷子叉起好几片肥肉，塞得满嘴鼓胀，油光光亮晶晶。
　　记得有一年小猪出栏时，父亲刻意留下两头大点的。他说：“今年无论如何得杀头年猪，把人情给还一还。”我便格外勤快起来，天天挖野菜、捞水草，心心念念都是过年时那几顿解馋的肉。
　　三十团年过后，我总觉得没吃够，缠着父亲比赛吃蒸肉。母亲不太情愿地又端出一碗，我俩不一会儿就吃得精光。谁知夜里却遭了罪——肚子胀得像只吹足气的猪尿泡，翻来覆去，折腾了半宿。
　　窗外的腊月风还在吹，一阵紧似一阵。而往事里的肉香、人语和蒸腾的热气，却仿佛从未散尽，仍温温地裹着那段清贫而饱满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