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要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标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这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启示，即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数据治理”和“数据标准”双轮驱动，用数据之“治”、数据规则之“标”双轮“驱动”，打造可信、高效、安全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设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蓄势赋能。
　　目前，我国数据资源体量越来越大，2024年我国数据产出量41.06ZB（泽字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0%左右，但数据要素潜能仍未释放，“供不出、流不动、用不好”问题仍然突出。原因既有“权不清、定价难、难安保”等制度性障碍，也有“格式杂、接口多、质量差”等技术性障碍。解决这些“困难”不能靠单点操作、“零敲碎打”，而要“刀刃向内”、标本兼治。数据治理解决“谁来管、怎么管、依何管”的制度性问题，标准化解决“如何连、怎样通、按何规”的操作性问题。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以治理筑基，厚植数据要素市场的治理根基。数据不是一般商品，数据的生成、流通、使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企业利益、个人隐私等价值。没有好的治理，必然出现“公地悲剧”或者“丛林法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数据产权分置制度”“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针对的就是这种风险。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数据工作的领导，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数据治理新体系。
　　国家层面加快出台《数据基本法》，确立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法律地位；在地方和行业层面，推出数据资产登记、评估、入表、质押等一系列配建措施；在市场主体层面，落实企业数据安全责任，推行首席数据官（CDO）制度。凡此种种，才是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确定性、稳定性和预期性的有效措施。
　　以标准为引领，打通数据要素流通的“技术血脉”。如果说治理是“骨架”，标准就是“经络”。没有统一、兼容、互认的标准，数据要素市场就只能是几个信息独立的“小岛”。我国已发布《数据基础术语》《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等国家标准，但数据分类分级、质量评价、接口协议、安全评估等都没有或者欠缺系统完整的标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标准供给”“推动标准与政策法规有机衔接”的要求，给了我们一个明确方向。
　　要积极推进数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国家标准加快出台：在基础层上，统一数据元、编码、术语，解决“讲语言不相通”的问题；在流通层上，制定数据产品描述、交易合同、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接口等标准，实现“即开即用”；在安全层上，完善数据的匿名化、去标识化、隐私计算等标准，实现“可用但不可见”；在应用层上，推动各行各业，如，金融、医疗、交通等行业数据标准与统一标准等相互赋能，避免“走回头路”。另外，要加强标准的“软联通”作用，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搞一些标准互认的试验示范，为全国互认的大市场建设开路。
　　“标准+治理”深度融合，构建可信、高效、安全的市场基础。真正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数据中心和数据交易平台，更是制度规则、技术标准深度融合的“数字生态系统操作系统”。一方面，要推动“治理”规则嵌入标准。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嵌入数据采集标准的字段列限制清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嵌入跨境数据传输协议的要求清单等；另一方面，要实现“标准”执行赋能治理，依靠标准自动化工具（自动检测插件、数据质量评测器等），把治理要求实证化、量化和可视化，大幅提升治理效率。
　　尤为重要的是，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中国数据标准走出去。当今，全球数字规则之争风起云涌，标准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点。我国要积极参与ISO、ITU、IEEE等国际标准组织开展工作，在隐私计算、数据空间、绿色数据等标准中多提出中国主张；发挥“一带一路”、RCEP等合作机制的作用，推动同东盟、金砖等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身份互认等方面的国际标准对接；支持国内数据交易所同国际数据平台开展数据交易所标准互认活动，为中国在国际数据配置中争取领导权、话语权等，这既是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又是构建各国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深入领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标准+治理”并重，既靠制度创新祛除体制机制藩篱，又靠标准引领打通技术流通堵点，加快建设覆盖全域、贯通全链、安全可信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支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活数据“新时代的石油”，让它在高质量发展路上奔涌、活跃百业、服务人民！
　　作者：程远国（南宁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