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实践逻辑
2026年03月23日
字数：4105
一、问题的提出
以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具有高度智能化、强联动性与快速迭代的特征，不仅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也推动了政府部门的流程再造与组织变革。公共服务作为国家意志在社会场域的具体体现，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核心媒介，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养老、文化、科技等事业发展的载体功能，为公众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基础保障。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概念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标识，促使政府治理范式从韦伯官僚制向新公共管理乃至整体性治理演进，催生了政府向“智能服务”发展的内在需求，因而对治理能力与服务模式提出更高要求，亟待实现系统性、整合性与响应性的全面提升（王建冬等，2023）。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到2025年，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在这一背景下，“数字之治”正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推动“中国之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被置于战略高度，数字中国的发展图景日益清晰，公共服务、基层治理与社会整体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动力，也为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因此，本研究从数字技术嵌入与社会价值驱动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机制，以回应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求。
二、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内在机理
（一）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现实需求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核心的行政职能，既是民生所需，又是政府承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职能（孙晓莉，2011）。受传统科层体制的约束，公共服务长期呈现单一主体供给的特征，而政府职能涵盖广泛且目标多元，公共服务作为其中之一，在实施过程中常面临体制内多重阻力与“大撒网”式的粗放型服务模式。数字技术的引入，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与运行效率的同时，促使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趋于聚焦与收敛，进而推动其走向精准化治理。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析的是：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具体实践，将呈现出怎样的实践逻辑？
数字技术凭借其在信息采集、评估分析及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能力，为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精准高效的信息基础，同时推动业态模式与供给机制创新。现有研究多聚焦技术单向赋能，如智慧社区与乡村建设助力服务覆盖“最后一公里”（唐斯斯，2016）；智慧治理平台破解条块分割难题（于君博，2021）；大数据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与供需精准匹配（梁玉芳，2022）；亦有学者提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合作平台，以预测并响应公众需求（张红彬、李齐，2018）。然而，当前研究多停留于技术应用层面，未能充分结合组织与公共性价值形成综合视角，致使分析框架存在一定局限性。为此，本研究拟从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探讨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化路径，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空白。
三、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理论图景
在技术创新理论与治理理论的交叉视野下，本文提出“技术嵌入——价值驱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用以系统阐释数字技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精准治理的内在逻辑。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强调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为理解技术演进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中政府单向主导、公众被动接受的供给格局，更通过构建多元协同、双向互动的治理结构，推动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张打破政府单一管理模式，倡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形成协同治理格局（郁建兴、王诗宗，2010）。数字技术通过构建新的治理场域，推动公共服务从粗放供给向精准响应转变；而价值驱动则赋予技术应用以公共理性，强调以公民为中心，提升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与包容性，尤其注重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本框架的核心在于揭示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之间的“双向耦合”关系，技术嵌入在实践中触发价值调适与规则演进，而价值诉求则反向引导技术应用的路径与边界，二者共同塑造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动态过程。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述
（一）案例选取
本研究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案例研究法尤其适用于揭示过程性与机理性问题，能够深入追踪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耦合过程，从而系统回答“技术嵌入如何与价值驱动协同，以提升服务效能与居民获得感”这一核心问题。其次，在案例选取上，本研究严格遵循典型性与代表性，以确保构建的理论逻辑扎根于中国实践。所选案例具备典型性，能穿透式地展现顶层设计落地与制度创新的扩散效能；其代表性体现在国家统一政务服务标准框架下，由地方自主创新并被中央层面高度认可的成功实践，通过对该模式的深度剖析，可以有效增强研究发现的外在效度与普适性。这套严谨的选取标准，旨在使单一案例能精准揭示数字赋能公共服务的内在机理与复杂的外在表征。
（二）案例概述
数字化赋能基本公共服务，以数字化作为鲜明特征，整合治理事项、资源等要素，线上开发“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服务场景，线下打造实体化运行的“服务主阵地”，集问题收集、居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平台，实现技术和公众的“零距离”，打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最后一公里”。S市立足于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双重背景，创新打造韧性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线下建立多功能实体阵地与线上开发集成化数字应用双轨并行，核心举措是构建“一库一舱两端”系统架构，并深度嵌入“浙政钉”“浙里办”平台，最终实现了网格底数一图明晰、事件处置一网协同、居民服务一屏归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底数不清、响应迟缓等难题，达成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善治效果，赢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其成功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的深刻转变：一是治理空间的裂变。打破了传统治理的物理边界，通过线上数字场景构建了一个与实体网格重叠映照的虚拟治理空间。治理要素在此空间内高效联动，使治理的触角得以无限延伸，机遇与挑战并存，实现了从有限场域到全域覆盖的裂变式拓展；二是治理方式的速变。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快节奏，传统治理手段难以为继。将数字技术全面注入治理工具箱，通过建立吹哨协同、突发快跑等机制，极大地冲击并重塑了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推动治理响应速度与服务效能实现指数级提升；三是治理主体的转变。该模式成功打破了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传统格局，通过“浙里办”服务端，居民从被动的被治理者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参与者，拥有了诉求表达、监督评议、参与公共事务的便捷渠道，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总的来看，在数字化赋能的基准下，“枫桥经验”的走深走实更有保障、政府效率越发提升、服务管理更便捷、成本花销更压减，真正实现了从技治到善治的华丽转身。
五、案例分析：技术嵌入与价值共创的实践逻辑
S市治理模式之所以能成功落地并赢得群众好评，其背后逻辑在于它精准地实现了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有机耦合。该模式并非简单地将线下流程线上化，而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社会价值为根本导向，利用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具体而言，通过数字技术与社会价值在四个维度的双向赋能，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倡导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核心价值，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现代化治理实践。
（一）服务模式创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精准化转变
线上场景通过“浙里办”服务端归集各类服务，线下网格成为实体阵地，通过技术对服务资源整合。一方面，技术赋能普惠价值，通过“服务一屏归集”打破信息壁垒，使所有居民都能便捷地获取服务信息，实现服务零距离；另一方面价值目标驱动技术深化，正是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系统需要进一步利用城市枫桥数据库和动态走访机制，主动感知和预测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和精准推送。
（二）决策支持创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科学化跃升
信息一图明晰、预警一览无余和智能分析模块，正是技术赋能决策的直接体现。各类治理数据的实时汇聚与可视化，为管理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局视野。一方面，技术赋能科学决策价值，数据看板使决策者能够精准掌握社区动态、识别风险隐患、评估政策效果，从而做出更科学、更具前瞻性的部署；另一方面对治理“响应性”和“精准性”的价值追求，倒逼技术架构必须支持数据的实时更新与深度挖掘，从而不断完善数据库和算法模型，从根本上提升治理的预见性和精细化水平。
六、结论
近年来，各级政府逐渐将数字技术的调适性同政府职能有效结合起来，更注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间的协同，这不仅是针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作出的策略改进，更是精准治理目标下由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政府”治理方式的调适性变革。S市的实践证明，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力绝非自发产生，它必须被置于明确的价值目标指引之下，而社会价值也需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转化为扎实的治理效能。正是这种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使其不仅是一个技术平台，更是一个承载着以人为本、共建共治等核心价值的现代化治理载体，这正是其赢得群众广泛赞誉的深层原因。
面对数字技术赋能基本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创新和挑战，我们需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继续加强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动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其次，应关注数字技术的普及问题，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人群的扶持力度，确保数字技术能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此外，还应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信息素养培养，提高人民群众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最后，应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如，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全面和便捷的支持。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需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更精准、高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作者：吴奎（华南理工大学）
以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具有高度智能化、强联动性与快速迭代的特征，不仅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也推动了政府部门的流程再造与组织变革。公共服务作为国家意志在社会场域的具体体现，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核心媒介，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养老、文化、科技等事业发展的载体功能，为公众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基础保障。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概念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标识，促使政府治理范式从韦伯官僚制向新公共管理乃至整体性治理演进，催生了政府向“智能服务”发展的内在需求，因而对治理能力与服务模式提出更高要求，亟待实现系统性、整合性与响应性的全面提升（王建冬等，2023）。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到2025年，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在这一背景下，“数字之治”正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推动“中国之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被置于战略高度，数字中国的发展图景日益清晰，公共服务、基层治理与社会整体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动力，也为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因此，本研究从数字技术嵌入与社会价值驱动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机制，以回应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求。
二、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内在机理
（一）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现实需求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核心的行政职能，既是民生所需，又是政府承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职能（孙晓莉，2011）。受传统科层体制的约束，公共服务长期呈现单一主体供给的特征，而政府职能涵盖广泛且目标多元，公共服务作为其中之一，在实施过程中常面临体制内多重阻力与“大撒网”式的粗放型服务模式。数字技术的引入，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与运行效率的同时，促使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趋于聚焦与收敛，进而推动其走向精准化治理。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析的是：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具体实践，将呈现出怎样的实践逻辑？
数字技术凭借其在信息采集、评估分析及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能力，为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精准高效的信息基础，同时推动业态模式与供给机制创新。现有研究多聚焦技术单向赋能，如智慧社区与乡村建设助力服务覆盖“最后一公里”（唐斯斯，2016）；智慧治理平台破解条块分割难题（于君博，2021）；大数据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与供需精准匹配（梁玉芳，2022）；亦有学者提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合作平台，以预测并响应公众需求（张红彬、李齐，2018）。然而，当前研究多停留于技术应用层面，未能充分结合组织与公共性价值形成综合视角，致使分析框架存在一定局限性。为此，本研究拟从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探讨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化路径，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空白。
三、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理论图景
在技术创新理论与治理理论的交叉视野下，本文提出“技术嵌入——价值驱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用以系统阐释数字技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精准治理的内在逻辑。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强调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为理解技术演进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中政府单向主导、公众被动接受的供给格局，更通过构建多元协同、双向互动的治理结构，推动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张打破政府单一管理模式，倡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形成协同治理格局（郁建兴、王诗宗，2010）。数字技术通过构建新的治理场域，推动公共服务从粗放供给向精准响应转变；而价值驱动则赋予技术应用以公共理性，强调以公民为中心，提升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与包容性，尤其注重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本框架的核心在于揭示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之间的“双向耦合”关系，技术嵌入在实践中触发价值调适与规则演进，而价值诉求则反向引导技术应用的路径与边界，二者共同塑造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动态过程。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述
（一）案例选取
本研究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案例研究法尤其适用于揭示过程性与机理性问题，能够深入追踪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耦合过程，从而系统回答“技术嵌入如何与价值驱动协同，以提升服务效能与居民获得感”这一核心问题。其次，在案例选取上，本研究严格遵循典型性与代表性，以确保构建的理论逻辑扎根于中国实践。所选案例具备典型性，能穿透式地展现顶层设计落地与制度创新的扩散效能；其代表性体现在国家统一政务服务标准框架下，由地方自主创新并被中央层面高度认可的成功实践，通过对该模式的深度剖析，可以有效增强研究发现的外在效度与普适性。这套严谨的选取标准，旨在使单一案例能精准揭示数字赋能公共服务的内在机理与复杂的外在表征。
（二）案例概述
数字化赋能基本公共服务，以数字化作为鲜明特征，整合治理事项、资源等要素，线上开发“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服务场景，线下打造实体化运行的“服务主阵地”，集问题收集、居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平台，实现技术和公众的“零距离”，打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最后一公里”。S市立足于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双重背景，创新打造韧性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线下建立多功能实体阵地与线上开发集成化数字应用双轨并行，核心举措是构建“一库一舱两端”系统架构，并深度嵌入“浙政钉”“浙里办”平台，最终实现了网格底数一图明晰、事件处置一网协同、居民服务一屏归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底数不清、响应迟缓等难题，达成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善治效果，赢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其成功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的深刻转变：一是治理空间的裂变。打破了传统治理的物理边界，通过线上数字场景构建了一个与实体网格重叠映照的虚拟治理空间。治理要素在此空间内高效联动，使治理的触角得以无限延伸，机遇与挑战并存，实现了从有限场域到全域覆盖的裂变式拓展；二是治理方式的速变。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快节奏，传统治理手段难以为继。将数字技术全面注入治理工具箱，通过建立吹哨协同、突发快跑等机制，极大地冲击并重塑了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推动治理响应速度与服务效能实现指数级提升；三是治理主体的转变。该模式成功打破了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传统格局，通过“浙里办”服务端，居民从被动的被治理者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参与者，拥有了诉求表达、监督评议、参与公共事务的便捷渠道，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总的来看，在数字化赋能的基准下，“枫桥经验”的走深走实更有保障、政府效率越发提升、服务管理更便捷、成本花销更压减，真正实现了从技治到善治的华丽转身。
五、案例分析：技术嵌入与价值共创的实践逻辑
S市治理模式之所以能成功落地并赢得群众好评，其背后逻辑在于它精准地实现了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有机耦合。该模式并非简单地将线下流程线上化，而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社会价值为根本导向，利用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具体而言，通过数字技术与社会价值在四个维度的双向赋能，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倡导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核心价值，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现代化治理实践。
（一）服务模式创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精准化转变
线上场景通过“浙里办”服务端归集各类服务，线下网格成为实体阵地，通过技术对服务资源整合。一方面，技术赋能普惠价值，通过“服务一屏归集”打破信息壁垒，使所有居民都能便捷地获取服务信息，实现服务零距离；另一方面价值目标驱动技术深化，正是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系统需要进一步利用城市枫桥数据库和动态走访机制，主动感知和预测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和精准推送。
（二）决策支持创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科学化跃升
信息一图明晰、预警一览无余和智能分析模块，正是技术赋能决策的直接体现。各类治理数据的实时汇聚与可视化，为管理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局视野。一方面，技术赋能科学决策价值，数据看板使决策者能够精准掌握社区动态、识别风险隐患、评估政策效果，从而做出更科学、更具前瞻性的部署；另一方面对治理“响应性”和“精准性”的价值追求，倒逼技术架构必须支持数据的实时更新与深度挖掘，从而不断完善数据库和算法模型，从根本上提升治理的预见性和精细化水平。
六、结论
近年来，各级政府逐渐将数字技术的调适性同政府职能有效结合起来，更注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间的协同，这不仅是针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作出的策略改进，更是精准治理目标下由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政府”治理方式的调适性变革。S市的实践证明，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力绝非自发产生，它必须被置于明确的价值目标指引之下，而社会价值也需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转化为扎实的治理效能。正是这种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使其不仅是一个技术平台，更是一个承载着以人为本、共建共治等核心价值的现代化治理载体，这正是其赢得群众广泛赞誉的深层原因。
面对数字技术赋能基本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创新和挑战，我们需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继续加强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动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其次，应关注数字技术的普及问题，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人群的扶持力度，确保数字技术能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此外，还应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信息素养培养，提高人民群众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最后，应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如，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全面和便捷的支持。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需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更精准、高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作者：吴奎（华南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