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赵晓舟
　　秋风漫卷黄浦江，携着江南的温润，一路向西，轻叩黄土高原的门扉。新中国的建设号角响彻山河，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点燃了无数江南儿女的赤诚之心。1952年秋天，杨希天与许玉英，这对在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并肩奋斗的青年，毅然挥别十里洋场的繁华霓虹，融入浩浩荡荡的金融援建大军，登上西行列车，将青春的根须深深扎进三秦大地的金融沃土，一守，便是半生峥嵘。
　　01 响应号召，沪上青年踏西行
　　这支金融援建队伍整编为9个大队，处事干练的杨希天被推举为大队长，肩负起队伍协调与行程统筹的重任；许玉英则被抽调至临时工作组，悉心照料女同志起居，妥帖联络事宜，将细碎关怀融入漫漫西行路。列车抵达西安后，援建队伍各赴使命，杨希天所在大队留驻西安支撑陕西省分行筹建，其余同志或奔赴甘青新，或换乘卡车前往汉中、宝鸡、陕北等偏远县域，不少人孤身撑起一个县的金融营业所，一寸寸填补西北金融的空白。
　　彼时的西北，金融根基如荒原般贫瘠，职工业务水平参差不齐，陈年账务错乱堆积，偏远营业所甚至以黄豆计数替代规范账目，金融运转举步维艰。
　　初到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时，杨希天担任人事科副科长。他雷厉风行、务实笃行，常利用吃饭时间接待职工，午休时段处理工作，让背井离乡的援建人员迅速安身又安心。此后数年，他先后辗转发行库、工信处等岗位，最终扎根计划处与金融研究所，成为陕西金融规划与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许玉英则一头扎进会计处，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手中的算盘与翻飞的传票。
　　会计处清脆的算盘声，是岁月镌刻的独特印记。这里的工作人员左手翻传票、右手拨算珠，手法娴熟到能盲打操作，经手账务日日清结、分毫不差，这是上海金融人的专业底色，也是许玉英坚守数十年的职业准则。
　　与会计处不同，杨希天所在的计划处因关乎地方经济命脉，始终透着严肃厚重的气息。办公桌上，尺余高的账簿报表层层堆叠，笔尖沙沙作响，研讨声专注而深沉，空气中弥漫着与陕西经济同呼吸、共命运的气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国家银行，通过综合信贷计划调控经济，而陕西计划处正是全省金融资源与全国对接的关键桥梁。
　　年末岁尾是计划处最繁忙的时节，杨希天与同事埋首信贷数据中，逐笔核对、精准测算，结合陕西实情，精心推敲下一年度信贷计划，每个数字、每句话都紧密关联着地方工矿、农业与民生的兴衰。随后，他们赴京汇报，为陕西争取中央财政倾斜与信贷支持；归来后又马不停蹄传达精神、落实资金分配，不久又需根据经济态势调整追加计划。
　　02 舍家为国，聚少离多显担当
　　因工作繁忙，杨希天与许玉英无暇照料年幼子女，只得托付给上海老人。长子幼时住校，直到小学才回西安；小女儿因夫妇二人先后下乡锻炼、支援三线建设，长期在上海求学、工作。一家人聚少离多，这正是西迁人家国为先、公而忘私的生动写照。
　　上世纪60年代，杨希天先后赴宜君县参与农村社教、到永寿县“五七干校”劳动。目睹农村孩子因贫失学的模样，他心痛不已。待生活稍裕后，他便主动资助驻留村庄的失学儿童，每次固定帮扶两人，不仅寄学费，还常写书信鼓励。第一批孩子毕业，他便接着资助下一批，以微薄之力为黄土高原的孩子点亮求学之路。
　　1970年，杨希天在永寿“五七干校”劳动，长子主动请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次年，许玉英响应三线建设号召，调往安康轮驳船队任会计，一家三口就此各赴一方。许玉英的办公地点是汉江边一间简陋的平房，因没有宿舍，她便在会计室搭床住宿。白天，她专注核算账务；夜晚，则主动承担值守任务。两年后，她又辗转调至丹江口水电站工作。无论境遇多么艰难，她始终严谨细致地守好每一笔账目，从未辜负金融人的初心。
　　03 半生坚守，西迁精神永流芳
　　杨希天在金融领域的成就，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笃行。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就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银行系夜校，周末则泡在商务印书馆研读英文金融著作，为专业发展筑牢根基。到西安后，即便工作繁忙，他仍深耕货币发行领域研究，以理论赋能实践。数十年间，他牵头完成多项央行重点研究课题，其中一份研究报告获总行一等奖。其研究成果不仅得到学术界认可，更对金融政策制定与业务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即便退休，杨希天也未与金融事业脱节。他主动担任陕西财经学院（2000年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博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悉心指导论文修改、出席答辩，将毕生所学与实践经验倾囊相授，为金融后辈铺就成长之路。也正因对事业有着极致的执着，他与家人闲谈的时光寥寥无几，子女对其援建往事知之甚少。这份遗憾，恰恰映照出他为金融事业鞠躬尽瘁的赤诚之心。
　　从黄浦江畔到渭河之滨，从青丝青年到白发老者，杨希天与许玉英，是数千西迁金融人的生动缩影。他们以国家号召为令，以金融使命为责，告别故土、扎根西北，在艰苦岁月中攻坚克难，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用专业筑牢西北金融根基，用奉献诠释赤子初心。
　　（素材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西迁金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