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多省中小银行掀起密集“增资扩股潮”，地方国资深度入局成最大特征。在净息差收窄、资本承压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的“补血”之路应该走向何方？
　　本报综合报道 2026年以来，一场覆盖多省、节奏密集的银行“增资扩股潮”引发市场关注。
　　与以往不同，本轮“增资潮”呈现出鲜明的地方国有资本主导特征。地方国资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中小银行“补血”。
　　业内人士认为，在净息差持续收窄、内源性资本补充乏力的背景下，中小银行正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破解资本约束难题，但外源性资本工具的分化折射出不同层级银行面临的不同困境。
　　多行密集增资补血
　　5月19日，张家口银行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05.6亿元增至约121.5亿元，增幅约15%。此外，南京银行于5月18日发布公告称，已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约100.07亿元变更为约123.64亿元；杭州银行于5月16日发布公告称，已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人民币约59.3亿元增至约72.49亿元。短短5天时间内，3家城商行接连宣布完成增资操作。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8日，年内已有至少76家中小银行获批增加注册资本。
　　3月7日，成都银行发布公告称，已收到四川金融监管局的批复，同意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加至42.38亿元；2月10日，山西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山西银行注册资本由258.94亿元变更为273.09亿元；1月6日，青海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青海银行增加注册资本6.48亿元增至32.05亿元；1月4日，新疆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新疆银行注册资本由79.06亿元变更为122.23亿元。
　　此外，还有部分城商行通过发行股份或资本工具补充资本。1月4日，河北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保定银行变更注册资本方案，募集股份2.5亿股；1月9日，广东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广州银行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含）人民币的资本工具。
　　综合来看，这一轮城商行密集通过增资扩股来增加资本实力，背后原因是资本补充压力较大。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我国城商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39%，低于行业15.46%的平均水平；不良率为1.82%，高于行业1.50%的平均水平。
　　在业内人士看来，增资扩股既是满足监管刚性要求，避免业务受限，也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维持信贷投放能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必要之举。对于城商行而言，增加注册资本是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国资主导深度入局
　　本轮“增资潮”最显著的特征，是地方国有资本的深度、广泛参与，其角色已超越单纯的财务投资者。
　　湖北银行的定向增发堪称典型。在该行53位法人股东中，新增的35位为国有法人股东，国有资本认购比例超过96%，预计将使该行国有股占比从81.21%进一步提升至84%以上。这些新股东来自湖北省内15个市州，构建了一张覆盖全省的国资股东网络。
　　大公国际报告认为，地方国资进驻不仅直接补充了核心资本，还带来了隐性信用背书和区域资源协同，有助于稳定负债来源、化解存量风险。
　　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解读道，地方国资大规模、高比例参与增资，构建了远超普通财务投资的战略协同关系。这不仅是强有力的信用背书，有助于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更意味着未来在地方政府项目、重大基建融资等领域，相关银行可能将获得更直接、更稳固的业务入口和资源支持。
　　该人士认为，这从股权层面深化了中小银行“立足本土、服务区域”的战略定位，强化了这些银行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协同关系，为其后续业务发展奠定了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然而，这也对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市场化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还有专家补充道，城商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金融枢纽，其经营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区域内小微企业融资、基建项目推进等关键领域。当城商行面临资本压力时，当地国资出手可以快速筑牢风险防线，避免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同时，还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资源的引导能力，推动城商行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地方重点产业和民生项目，实现金融资源与地方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
　　此外，与增资扩股的火热态势形成鲜明对比，今年以来，中小银行在“二永债”市场上集体“沉默”。截至目前，年内仅国有大行和股份行成功发行二级资本债与永续债，而中小银行则完全缺席。这种分化的背后，是中小银行长期存在的信用评级偏低、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认可度有限等结构性障碍。
　　多元工具亟待破题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的此消彼长，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
　　前不久，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研究多元化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这是自2025年明确“综合采取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分类化解风险”后，监管部门再次在全系统层面细化部署中小金融机构资本补充工作。
　　广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此前表示，近年来，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部分机构核心一级资本逼近监管红线，不良资产处置持续消耗资本，区域金融风险隐患有所上升。在这一背景下，能够直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增资扩股成为中小银行更迫切的选择，而发行门槛相对较高的“二永债”则难以成为中小银行的常规选项。
　　华源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应丰富资本工具供给，适度放宽中小银行发行优先股、可转债等品种的门槛，支持其拓展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融资工具；同时，可探索将专项债扩展至部分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并适度延长期限。
　　业内也有观点认为，支持中小银行加快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的同时，也要适当优化股东资质条件和持股要求，简化审批流程，支持中小银行引进合格股东进行定向增发或增资扩股。
　　此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出四条具体路径：一是精准投向，将新增资本优先配置于普惠金融、绿色信贷和科技型企业等国家战略领域，而非简单冲抵坏账；二是治理转型，趁增资之机建立真正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清理股权代持等历史遗留问题；三是结构优化，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拓展中间业务增强留存收益积累能力；四是机制建设，建立健全资本长效补充机制，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转变。
　　本轮“增资潮”既是中小银行应对资本约束的现实之需，也是地方国资深化区域金融布局的战略之举。然而，单纯依赖外源性“输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二永债”市场对中小银行紧闭大门的当下，如何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完善长效机制，仍是亟待破解的课题。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中小银行当以此次增资为契机，在优化治理、聚焦主业、增强内生积累上持续发力，真正实现从外部“补血”向自身“造血”的转变，方能在服务实体经济与防控风险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