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转变、突破与创新
2026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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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兼顾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序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三次会议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权责关系，推动二者历经理念转变、理论突破与制度创新。
一、为何要变：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的三重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行政命令为主、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弊端逐步凸显，经济运行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度管控经济运行，忽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命题。
从理论层面来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筑牢了根本理论根基。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2]1982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优势，短板在于市场运用不足、经济活力偏弱，必须切实解决好计划与
[3]市场的统筹协调问题。 在其理论体系中，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各有短板，二者有机融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现实考验。步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加之国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亟需从更高层面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定位。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局限，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极易引发收入分配失衡、行业垄断滋生、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与此同时，部分政府部门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不当行政干预扰乱正常市场运行秩序。[4]现实发展需求，倒逼我国持续优化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二、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计划与市场对立传统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排斥市场要素，难以精准把握市场供需动态变化，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科学高效配置，严重束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加以改革。因此，计划和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核心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三大维度推进经济领域改革：一是下放管理权限，破解权力过度集中难题，赋予地方与企业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二是优化经济管理模式，全面推行经营责任制；三是调整完善经济发展政策，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5]
此次会议正式文件虽未明确提及“市场经济”相关表述，但会议推出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彻底打破“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破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陈旧认知，为后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三、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市场作用定位重大升级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厘清资源配置由市场主导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根本性问题。[6]厘清这一核心变革，关键在于区分市场“基础性作用”与“决定性作用”。以往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遵循国家调控市场、市场调配资源的运行逻辑，市场调节依附于政府宏观调控；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在此框架之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市场经营活动，重点做好价格、就业、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调控，仅在失业率、通胀率偏离合理运行区间时实施精准调控，清晰划定政府治理与市场运行的权责边界。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这一转变表明国家对于市场规律的理解和调控能力在不断进步。
四、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谋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式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集中体现在制度体系成熟定型、政企协同关系高效顺畅、对外开放层次持续提升三大方面。该体制坚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统一，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发展目标上实现辩证平衡，推动政府与市场在动态调整中相互支撑、协同共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要义始终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体制机制革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体制构建实践中，宏观层面不断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培育、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科技、财税、金融等配套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细化国有资本、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行业监管、发展评价相关标准，健全产权保护、统一市场准入、惩罚性赔偿等基础性市场经济制度。[7]由此可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有为政府治理效能深度融合的全新实践形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进程中，三次关键会议层层递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成熟，也促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转变、突破与创新。历经长期改革实践，我国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驾驭能力不断提升，现代化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健全完善，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制动能。[8]
作者：刘玉静（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N].人民日报.2024，（0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何树平，刘凯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新要求——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01）：13-19.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一、为何要变：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的三重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行政命令为主、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弊端逐步凸显，经济运行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度管控经济运行，忽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命题。
从理论层面来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筑牢了根本理论根基。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2]1982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优势，短板在于市场运用不足、经济活力偏弱，必须切实解决好计划与
[3]市场的统筹协调问题。 在其理论体系中，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各有短板，二者有机融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现实考验。步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加之国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亟需从更高层面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定位。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局限，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极易引发收入分配失衡、行业垄断滋生、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与此同时，部分政府部门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不当行政干预扰乱正常市场运行秩序。[4]现实发展需求，倒逼我国持续优化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二、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计划与市场对立传统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排斥市场要素，难以精准把握市场供需动态变化，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科学高效配置，严重束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加以改革。因此，计划和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核心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三大维度推进经济领域改革：一是下放管理权限，破解权力过度集中难题，赋予地方与企业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二是优化经济管理模式，全面推行经营责任制；三是调整完善经济发展政策，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5]
此次会议正式文件虽未明确提及“市场经济”相关表述，但会议推出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彻底打破“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破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陈旧认知，为后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三、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市场作用定位重大升级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厘清资源配置由市场主导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根本性问题。[6]厘清这一核心变革，关键在于区分市场“基础性作用”与“决定性作用”。以往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遵循国家调控市场、市场调配资源的运行逻辑，市场调节依附于政府宏观调控；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在此框架之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市场经营活动，重点做好价格、就业、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调控，仅在失业率、通胀率偏离合理运行区间时实施精准调控，清晰划定政府治理与市场运行的权责边界。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这一转变表明国家对于市场规律的理解和调控能力在不断进步。
四、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谋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式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集中体现在制度体系成熟定型、政企协同关系高效顺畅、对外开放层次持续提升三大方面。该体制坚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统一，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发展目标上实现辩证平衡，推动政府与市场在动态调整中相互支撑、协同共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要义始终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体制机制革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体制构建实践中，宏观层面不断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培育、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科技、财税、金融等配套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细化国有资本、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行业监管、发展评价相关标准，健全产权保护、统一市场准入、惩罚性赔偿等基础性市场经济制度。[7]由此可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有为政府治理效能深度融合的全新实践形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进程中，三次关键会议层层递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成熟，也促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转变、突破与创新。历经长期改革实践，我国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驾驭能力不断提升，现代化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健全完善，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制动能。[8]
作者：刘玉静（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N].人民日报.2024，（0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何树平，刘凯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新要求——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01）：13-19.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