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与影响因素
——基于共建国家锚定效应的分析
2026年06月10日
字数：2342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显著加快，尤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持续扩大。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经济规模、贸易往来等常规因素外，锚定效应作为一种心理与制度层面的驱动机制，值得深入关注。锚定效应源自行为经济学，指决策者对初始信息或条件产生过度依赖，从而影响后续选择。在货币领域，表现为沿线国家因早期接受人民币融资或贸易结算，逐渐形成对人民币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既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也带来了政策依存、外部冲击等风险。本文旨在分析锚定效应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现实表现及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锚定效应在国际金融中的体现可分解为心理锚定与制度锚定两个层面。心理锚定指共建国家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和人民币稳定性的正向认知，形成对人民币的信任，尤其在外部冲击下，人民币被视为区域经济的“稳定器”。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共建国家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显著上升，避险属性增强。制度锚定则通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亚投行人民币贷款等机制，将人民币嵌入共建国家的金融体系，提升其使用黏性。例如，本币互换协议不仅缓解了签约国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也强化了人民币的制度性锚定地位。
从现实表现看，锚定效应已在贸易、投资、制度及心理等多个维度显现。贸易领域，人民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结算占比从2016年的12%升至2022年的28%。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能源贸易中积极采用人民币结算：2023年俄罗斯对华能源贸易中超过50%的石油和煤炭交易以人民币结算；巴基斯坦自中国进口的电力项目中人民币支付占比达35%。大宗商品领域的人民币结算触发网络外部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同步使用人民币。投资领域，中老铁路总投资59亿美元，其中45%来自人民币债券和贷款；雅万高铁总投资60亿美元，人民币融资占30%。这些项目显著提升了人民币在当地的跨境支付比例，老挝人民币使用率在铁路开通后升至跨境支付比例的15%。制度层面，中国与阿根廷的货币互换规模累计达1300亿元人民币，2022年阿根廷动用420亿元支付中国商品；与土耳其的互换额度为350亿元。卡塔尔人民币清算中心2022年处理跨境支付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带动中东地区人民币存款从2020年的80亿元增至2023年的520亿元。心理层面，即便人民币汇率波动，部分沿线国家央行仍保持较高的人民币储备。俄罗斯央行人民币储备占比从2021年的12.8%升至2023年的17.1%；巴基斯坦提高9.5%。全球央行人民币储备份额中，“一带一路”国家贡献超40%。企业层面，哈萨克斯坦人民币信用证开立量2023年增长50%，占中哈贸易结算的18%；泰国企业人民币存款同比增长35%至620亿元。
然而，锚定效应驱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亦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第一，内生性风险突出，主要表现为对中方政策持续性的过度依赖。有学者指出，政策锚定可能导致“制度性依赖陷阱”，小国经济政策与中国高度绑定，一旦中方政策转向，可能引发连锁债务风险。老挝公共债务中人民币计价部分占15%，若中国调整信贷政策，其偿债压力将骤增。此外，经济结构单一的小国易受人民币波动冲击。蒙古国图格里克与人民币挂钩，2023年人民币兑图格里克汇率波动±8%，导致蒙古矿企出口收入减少2.4亿美元。蒙古国GDP的23%依赖对华矿产出口，挂钩制度使其对人民币波动更为敏感。第二，外部风险不容忽视。美元周期影响显著，美联储加息周期中部分国家回归美元避险。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期间，政府要求港口费用以美元结算。地缘政治干扰同样严峻，美国“印太战略”施压东南亚国家，试图削弱人民币影响力；印度等国加强与G7合作，构建独立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研究证实，美国军事同盟关系显著降低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锚定强度。第三，国际化深度不足，共建国家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滞后，流动性有限。哈萨克斯坦缺乏人民币与坚戈的直接交易渠道，企业需通过美元二次兑换，额外增加3%—5%的汇兑成本，严重制约人民币使用效率。
针对上述风险，可从强化锚定持续性、设计风险对冲工具、升级心理锚定三个方向提出优化路径。首先，建立人民币流动性支持机制，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共建国家的覆盖面。2024年工行新加坡分行发行3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通过“一带一路”银行合作机制覆盖73国172家机构，提升清算效率。推进“人民币+”货币篮子建设，与东盟等地区本地货币协同，构建多元货币合作体系，使人民币从“单点锚”升级为“体系锚”，降低政策调整的负面溢出。其次，发展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提供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新加坡交易所人民币期货合约2023年日均交易量达148亿美元，占全球离岸人民币衍生品交易量31%。越南企业使用该工具后，对华出口人民币结算意愿提升约19%。借鉴清迈倡议多边化模式，建立沿线国家危机救援机制。2010年生效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建立东盟与中日韩外汇储备库，中国出资占比32%。2022年缅甸外汇危机中，通过该机制获得6.3亿美元紧急流动性支持，其中人民币占40%。再次，升级心理锚定，加强智库合作与媒介传播，提升货币认同感。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论坛吸引67家沿线国家央行代表参与，会后半年内柬埔寨、老挝企业对人民币接受度提升14%—18%。推广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建设银行2023年在印尼发行2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票面利率3.2%，认购倍数4.8倍，发行后印尼主权基金增持人民币资产至9.1%，增强人民币在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锚定效应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显著推动了人民币的使用与接受度，在贸易结算、基础设施融资、外汇储备及企业支付等层面均体现出明确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机遇，也伴随着政策依存、外部冲击和深度不足等风险。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仅依赖早期的锚定优势，而需通过制度建设、市场培育和国际合作，增强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性。只有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撑下，人民币才能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国际化进程，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作者：武硕（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锚定效应在国际金融中的体现可分解为心理锚定与制度锚定两个层面。心理锚定指共建国家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和人民币稳定性的正向认知，形成对人民币的信任，尤其在外部冲击下，人民币被视为区域经济的“稳定器”。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共建国家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显著上升，避险属性增强。制度锚定则通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亚投行人民币贷款等机制，将人民币嵌入共建国家的金融体系，提升其使用黏性。例如，本币互换协议不仅缓解了签约国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也强化了人民币的制度性锚定地位。
从现实表现看，锚定效应已在贸易、投资、制度及心理等多个维度显现。贸易领域，人民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结算占比从2016年的12%升至2022年的28%。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能源贸易中积极采用人民币结算：2023年俄罗斯对华能源贸易中超过50%的石油和煤炭交易以人民币结算；巴基斯坦自中国进口的电力项目中人民币支付占比达35%。大宗商品领域的人民币结算触发网络外部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同步使用人民币。投资领域，中老铁路总投资59亿美元，其中45%来自人民币债券和贷款；雅万高铁总投资60亿美元，人民币融资占30%。这些项目显著提升了人民币在当地的跨境支付比例，老挝人民币使用率在铁路开通后升至跨境支付比例的15%。制度层面，中国与阿根廷的货币互换规模累计达1300亿元人民币，2022年阿根廷动用420亿元支付中国商品；与土耳其的互换额度为350亿元。卡塔尔人民币清算中心2022年处理跨境支付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带动中东地区人民币存款从2020年的80亿元增至2023年的520亿元。心理层面，即便人民币汇率波动，部分沿线国家央行仍保持较高的人民币储备。俄罗斯央行人民币储备占比从2021年的12.8%升至2023年的17.1%；巴基斯坦提高9.5%。全球央行人民币储备份额中，“一带一路”国家贡献超40%。企业层面，哈萨克斯坦人民币信用证开立量2023年增长50%，占中哈贸易结算的18%；泰国企业人民币存款同比增长35%至620亿元。
然而，锚定效应驱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亦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第一，内生性风险突出，主要表现为对中方政策持续性的过度依赖。有学者指出，政策锚定可能导致“制度性依赖陷阱”，小国经济政策与中国高度绑定，一旦中方政策转向，可能引发连锁债务风险。老挝公共债务中人民币计价部分占15%，若中国调整信贷政策，其偿债压力将骤增。此外，经济结构单一的小国易受人民币波动冲击。蒙古国图格里克与人民币挂钩，2023年人民币兑图格里克汇率波动±8%，导致蒙古矿企出口收入减少2.4亿美元。蒙古国GDP的23%依赖对华矿产出口，挂钩制度使其对人民币波动更为敏感。第二，外部风险不容忽视。美元周期影响显著，美联储加息周期中部分国家回归美元避险。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期间，政府要求港口费用以美元结算。地缘政治干扰同样严峻，美国“印太战略”施压东南亚国家，试图削弱人民币影响力；印度等国加强与G7合作，构建独立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研究证实，美国军事同盟关系显著降低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锚定强度。第三，国际化深度不足，共建国家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滞后，流动性有限。哈萨克斯坦缺乏人民币与坚戈的直接交易渠道，企业需通过美元二次兑换，额外增加3%—5%的汇兑成本，严重制约人民币使用效率。
针对上述风险，可从强化锚定持续性、设计风险对冲工具、升级心理锚定三个方向提出优化路径。首先，建立人民币流动性支持机制，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共建国家的覆盖面。2024年工行新加坡分行发行3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通过“一带一路”银行合作机制覆盖73国172家机构，提升清算效率。推进“人民币+”货币篮子建设，与东盟等地区本地货币协同，构建多元货币合作体系，使人民币从“单点锚”升级为“体系锚”，降低政策调整的负面溢出。其次，发展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提供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新加坡交易所人民币期货合约2023年日均交易量达148亿美元，占全球离岸人民币衍生品交易量31%。越南企业使用该工具后，对华出口人民币结算意愿提升约19%。借鉴清迈倡议多边化模式，建立沿线国家危机救援机制。2010年生效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建立东盟与中日韩外汇储备库，中国出资占比32%。2022年缅甸外汇危机中，通过该机制获得6.3亿美元紧急流动性支持，其中人民币占40%。再次，升级心理锚定，加强智库合作与媒介传播，提升货币认同感。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论坛吸引67家沿线国家央行代表参与，会后半年内柬埔寨、老挝企业对人民币接受度提升14%—18%。推广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建设银行2023年在印尼发行2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票面利率3.2%，认购倍数4.8倍，发行后印尼主权基金增持人民币资产至9.1%，增强人民币在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锚定效应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显著推动了人民币的使用与接受度，在贸易结算、基础设施融资、外汇储备及企业支付等层面均体现出明确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机遇，也伴随着政策依存、外部冲击和深度不足等风险。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仅依赖早期的锚定优势，而需通过制度建设、市场培育和国际合作，增强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性。只有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撑下，人民币才能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国际化进程，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作者：武硕（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