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薪火相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红色金融自建党之初便应时而生，历经工农运动萌芽、苏区建制发展、抗战时期分区布局、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统一的峥嵘岁月，在战火洗礼中坚守初心，构建起属于人民的金融体系。当前国际地缘冲突加剧，全球金融格局深度重构，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任务繁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金融行业必须扛起的时代责任。回溯红色金融发展的关键历程，汲取历史经验与精神养分，坚持党管金融、坚守金融为民，方能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以金融力量护航国家长远发展。
　　星火初燃 工农运动开启红色金融为民起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实践，发轫于早期工人自救运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由毛泽民负责经营管理，发行内部股票，开展物资调剂与小额汇兑业务，是我党首个规范化金融经济组织。彼时高利贷横行，地方资本肆意盘剥底层民众，各地农会陆续创办互助借贷机构，以服务而非盈利为宗旨，助力农民挣脱剥削枷锁，确立了金融服务人民的最初定位。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当局随即对根据地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内外物资流通彻底陷入阻滞。1928年，上井红军造币厂投产，铸造带有“工”字标识的银元流通市场，打破外来货币垄断，保障军民日常交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金融直接关系政权存续，资本如果脱离人民便会成为剥削的工具，只有掌握金融主导权，才能凝聚群众力量。从安源合作社到工字银元，红色金融诞生之初就明确立场：金融权力属于人民，发展根基依靠人民。
　　建章立制 苏区银行筑牢革命政权经济根基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由零散尝试走向制度化建设。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区内部币种繁杂、伪币泛滥、物价波动问题突出，经济运行秩序混乱。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设立，毛泽民担任首任行长，该行成立之初包括行长在内仅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元，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出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管理制度，1932年7月，正式发行包含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共5种面额的苏维埃法定货币，半年内合计印刷65.61万元，同时设立代理财政金库与造币机构，开展农业手工业贷款、民众储蓄业务，严厉打击私铸货币与市场投机行为，还通过建立银元本位制、物资本位制、准备金制度等一系列举措稳定货币币值。体量不大的国家银行，承担起整个中央苏区的财政调度工作。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组成特殊的“扁担银行”，肩挑背扛着货币、金银等物资随军辗转转移。途经遵义时发行红军纸币，并承诺撤离前足额兑换现银，坚守信用底线，赢得群众信任。信用为本的经营理念，自此成为红色金融的重要准则。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地陷入被分割包围的艰难境地。为适应敌后斗争形势，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相继设立，发行区域性货币，开展货币战抵御日伪经济掠夺。各地银行配合大生产运动，投放信贷扶持生产，管控物价水平，抑制通货膨胀。红色金融由单点建设拓展为分区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治理思路逐步成熟，也再次证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金融事业抵御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格局一统 整合金融力量构建国家现代金融框架
　　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成为时代所需。分散割据的根据地货币，严重阻碍物资跨区域流通，极大制约了解放区的经济恢复进程。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第一套人民币同步发行，结束了近代以来外币流通、货币割据的乱象，牢牢掌握国家货币主权。
　　上海解放初期，巨额投机资本兴风作浪，于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连续掀起4次大规模涨价风潮，上海的物价从1949年5月至1950年2月上涨了一二十倍，仅1949年6月21日至7月21日，米价就上涨3倍，纱价上涨3.8倍，布价上涨3.5倍，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开展“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先是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以金银计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后又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从东北每日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定城市物价，收回市场管控权。历经革命岁月的磨砺，红色金融完成了从服务局部根据地到统筹全国经济的跨越。历史充分证明，金融绝非单纯的市场化行业，而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社会民生的关键治理手段，必须服从国家整体战略。
　　以史为鉴 传承红色经验直面当下时代挑战
　　历经百余年发展，我国金融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达117860亿美元，对外负债77147亿美元，对外净资产40713亿美元；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达189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外汇交易中心已为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70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便捷渠道，这些机构持有中国债券的总规模已达4.23万亿元。与此同时，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跨境资本流动冲击、资金脱实向虚、影子银行风险、地方债务管控压力，叠加外部金融规则博弈，给金融治理带来全新考验。革命年代沉淀的治理智慧，正是破解当前难题的重要依托。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首要原则。革命时期，我们依靠集中管控的有力举措冲破层层封锁；如今，更要将党的领导全方位贯穿金融决策、行业监管、内部治理各环节，纠正机构片面追逐短期利润的偏差导向，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确保金融业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坚守金融为民的本源初心。当年苏区信贷优先帮扶贫苦百姓，现阶段就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将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科创领域倾斜，精简不合理金融收费，拓展县域与农村金融服务下沉，让普通群众共享金融发展红利。
　　树牢底线思维主动防范风险。革命时期同伪币、投机商人的斗争，本质就是早期风险处置工作。现阶段要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强化跨境资金监管，稳妥化解存量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依靠斗争意识抵御外部势力的金融渗透。
　　笃行致远 立足金融强国使命 续写时代新篇章
　　建设金融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新时代金融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从瑞金的山间银行到覆盖全国的现代化金融网络，红色金融一路走来，不变的内核始终是金融报国。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大中长期产业资金供给，引导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主业，减少资金空转和套利。完善现代化监管体系，补齐制度短板，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推进金融法治化建设，营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锤炼过硬从业作风，延续老一辈金融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筑牢从业人员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打造政治可靠、作风过硬、担当有为的金融队伍。
　　百年砥砺，红色血脉绵延不绝。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节点回望过往，红色金融于烽火磨难中艰难起步，在初心坚守中逐步壮大。新时代背景下，金融业唯有不忘来时之路，传承初心使命，坚持党管金融、立足为民本位，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经济稳步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