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64条规定，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庄由村委会代行集体资产管理、收益分配等职能，该模式适配农村治理现实，但村委会兼具自治与经济双重主体身份，极易侵害集体成员自益权与共益权。
　　当前成员权益存在分配不公、决策虚化、监督失灵等多重困境，根源在于法理界定模糊、法律规范疏漏、主体法治意识薄弱、配套保障机制残缺。立足政经分离改革导向，厘清代行权界限、完善立法细则、培育法治观念、健全监督救济体系，是化解权益受损难题、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法治根基的关键路径。
　　一、权益保障困境的成因
　　第一，法理基础界定模糊。学界对代行行为存在代理、授权、代表等多重学说争议，村委会（自治公法人）与集体经济组织（特别私法人）主体属性混同。法律未清晰划分农民集体、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三方权责边界，权力约束缺乏法理支撑。
　　第二，法律规范存在漏洞。现行法律仅笼统规定代行参照集体经济组织规则，但未明确成员大会与村民会议适用边界、特殊群体成员资格统一标准、收益强制分配比例。村委会滥用代行权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条款笼统，追责程序缺失，违法成本极低。
　　第三，各方主体权利意识薄弱。村干部混淆自治权与集体资产管理权，将集体财产视作村级自有资源，存在侵占、截留利益倾向；普通村民受传统乡土观念束缚，不清楚自身分红、监督、查阅账目等法定权利，维权成本高、畏惧报复，普遍选择消极隐忍。
　　第四，配套保障机制残缺。民主决策机制难以落地，青壮年外流导致成员大会达不到法定参会人数，委托投票制度不完善；内外监督联动不足，内部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外部多部门监管权责分散；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成员举证困难，调解公信力不足，诉讼流程繁琐，法律援助覆盖不足。
　　二、村委会代行模式下集体成员权益保障纾解路径
　　（一）明晰代行权限边界，划分政经职能
　　坚持政经分离改革方向，从范围、权限、程序三重维度划定代行红线。范围上，仅允许村委会开展土地发包、资产登记、收益核算等基础管理，法人登记、重大投资等核心职能暂缓代行；权限上，资产处置、分红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严禁村干部单方决策；程序上，落实事前公示、无记名投票、结果公开制度，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后3个月内完成资产账目完整移交，杜绝权责交叉。
　　（二）完善立法规范体系，压实违法责任
　　立法层面明确村委会代行属于法定代表行为，厘清所有权主体、法定运营主体、代行主体三者关系；细化代行操作细则，统一外嫁女、进城农户等群体成员认定标准，强制规定集体可分配收益七成以上用于成员分红；构建分层追责机制，明确侵占集体财产返还赔偿的民事责任、违规操作的行政处分，以及职务侵占对应的刑事责任，同步细化乡镇政府监管失职追责条款。
　　（三）强化法治宣传培训，提升主体权责意识
　　常态化开展村干部法治培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纳入任职考核，落实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依托村公告栏、线上社群普及成员权力清单，驻村法律顾问定点提供免费咨询；扶持村民维权互助小组，降低个体维权成本，破除“不敢监督”的乡土顾虑。
　　（四）健全监督救济闭环，约束代行权力
　　优化内部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由成员大会独立选举产生，赋予财务查阅、专项调查权；构建乡镇季度巡查、农业农村与民政部门联合监管的外部监督网络，设立举报奖励制度；畅通多元救济渠道，简化农村集体权益纠纷诉讼流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村委会承担财务资料举证义务，扩大法律援助覆盖范围，完善调解、仲裁、诉讼衔接机制。
　　作者：蔡朝训，夏艳（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