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重塑金融格局：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引言
2026年07月08日
字数：3481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我国“双碳”目标推进进入关键阶段，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列为年度约束性指标，标志着低碳转型从顶层设计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碳金融作为连接金融资源与低碳转型的核心枢纽，正系统性重塑传统金融格局。
当前学术界对碳金融的研究多集中于碳市场交易机制、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等单一维度，较少从金融体系整体变革的视角系统分析碳金融对金融机构业务模式、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的全方位影响，尤其缺乏结合2024年以来最新政策调整与行业运行数据的实证梳理。鉴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披露的2024—2026年行业数据，从四个核心维度拆解碳金融重塑金融格局的内在逻辑，总结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金融机构转型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因此，本研究基于“双碳”战略背景，结合2024-2026年最新行业数据，从业务增长空间拓展、信贷结构深度调整、风险管理体系升级、金融数字化融合四个维度，梳理碳金融对金融业的影响路径，剖析其带来的万亿级绿色投融资机遇与资产搁浅、气候风险上升等深层挑战，并提出金融机构转型的协同路径。结果表明，碳金融已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资金中介向综合绿色服务商演进，未来需进一步完善碳核算、信息披露等基础制度，实现商业价值与环境效益协同。
二、战略导向下金融领域的变革
党中央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明确为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起步年，“双碳”目标的推进进入了关键阶段。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它在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自身也要同步完成结构上的转型，碳金融活动正从多个方面重新塑造传统金融业，包括经营逻辑、业务做法、风险格局等方面，一方面它给金融业带来了一个规模上万亿元的绿色投融资市场，产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资产再定价、气候风险提高此类深层难题，推动着整个金融体系朝着更绿色、更数字化和更精细的方向去升级。
三、金融领域在多个维度上的重塑和演进
（一）碳金融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空间
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绿色信贷在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里，已经成了增长最快的类型之一，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到，截至2024年末，六家国有大型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累计达23.8万亿元，增速比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更高。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6%，仅这一个季度就新增了3.29万亿元，其中，国有大型银行发挥着引领作用，建设银行2026年一季度的绿色贷款余额为6.6万亿元，中国银行为5.45万亿元。
围绕碳金融的产品创新还在不断涌现，把碳排放权作为质押的贷款、与碳表现关联的贷款、碳资产回购等新融资方式正在慢慢铺开。南京银行推出了将企业碳履约情况与贷款利率挂钩的贷款模式，到2024年末，南京银行上海市内15家分支机构累计落地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38单，质押的碳配额达27万吨，这类创新型产品已经在不少地方被成功复制和推广。
在中间业务拓展方面，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的财务顾问、碳排放核算咨询等，已经变成了银行新的收入来源，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银行系统去开展碳排放核算，随之而来的合规咨询需求快速增长，商业银行正从提供融资的中介，朝着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商转变。
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也在持续显现，2025年上半年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达到了4900.50亿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达90%，全年绿色债券的发行总规模突破了1万亿元，绿色金融债和绿色中期票据是其中的核心发行品种，为绿色项目提供了长期并且稳定的直接融资支持。
（二）碳金融迫使信贷结构进行深度调整
高碳排放行业的融资约束正在变紧，碳市场通过碳价格信号以及配额的约束，把高碳企业融资的成本直接抬高了，202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之后，全国的碳市场进入了法治化运行阶段，到2025年，碳市场已经扩展到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碳价上涨使得企业债务的风险溢价跟着上升，这就促使银行去收缩对高碳行业的贷款供给。
资产重新定价的风险突出，银行手里持有的煤炭、钢铁、石化等高碳行业的存量信贷资产，正面临着“搁浅”的风险，一部分与化石能源相关的资产很可能会丧失经济价值，进而引起金融机构的资产减值和损失，如何在支持实体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行业的核心问题。
信贷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的趋势还在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着银行把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上去。从2024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引导发放的碳减排贷款累计超过1.5万亿元，带动年碳减排量接近2亿吨；到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支持范围扩大到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三个大类，利率从1.50%降到了1.25%，这进一步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2024年末，该工具累计激励发放的贷款超过了1.3万亿元，到2025年三季度末，浙江省的碳减排贷款同比增长了23.8%，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大约为1247.4万吨，到2025年11月末，湖南省的碳减排贷款达到了365.3亿元，带动的碳减排量超过了700万吨，政策的引导效果持续展现。
（三）碳金融推动风险管理体系升级
气候风险已经从一种“外部性”的东西，变成了金融机构内部要面对的风险，这里面包括了转型风险，也就是政策变动、技术迭代让高碳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的风险，还有物理风险，即因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抵押物价值和项目现金流的风险，以及碳价波动的风险，当前碳价还没有被系统地纳入到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和贷款决策流程里面去，对这类风险进行量化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急需完善风险评估的框架。
银行需要建立一套新的风险评估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要把碳排放强度、企业碳足迹等指标纳入到客户评级模型当中，还要开发用来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工具，动态地去评估高碳资产的减值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这给银行去量化碳风险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依据，部分银行已经启动了覆盖煤炭、钢铁等重点高碳行业的气候风险专项压力测试，为贷款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支撑。
碳核算和环境信息的披露已经形成了合规方面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银行系统去识别、量化、管理与环境有关的风险，2026年，上市公司正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披露的阶段，要求把与气候相关的影响信息也披露出来，银行可以获取的企业碳数据质量明显地提高了，不过信息披露的成本和合规方面的要求同样变高了。
（四）碳金融促进金融创新与数字化的融合
碳金融在推动传统业务模式发生变革，银行不再只是资金的提供方了，而是逐步变成了碳资产方面价值的发现者与风险的管理者。拿江苏零碳园区建设来说，当地出台了专项的方案，鼓励银行去摸索“供应链金融+零碳”模式，它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又把上下游企业的产品碳足迹、碳减排成效给挂起钩来，从而推动整条产业链一起协同降低碳排放。
金融科技与碳金融深度结合，区块链技术让碳排放数据能够从头到尾被追溯，提升了市场的透明程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被用来构建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的模型，也让绿色项目的筛选得到了优化。某银行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完成了绿色信贷的审批和配置，审批的效率因此提升了40%。2026年，大模型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又进一步扩展开来，它能够协助识别“洗绿”“漂绿”的项目，生成企业的ESG评级，还能对气候风险发出预警，推动绿色定价走向市场化。
产品的谱系越来越丰富，从单一的绿色信贷正向着碳期货、碳期权、碳资产证券化、碳保险这类多元化的产品体系演进，2025年三季度，我国ESG公募基金的规模达到了5344.57亿元，同比增长了30%，成了绿色金融市场上一块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上海等地已经落地了转型中期票据、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等创新产品，覆盖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低碳转型需求。
四、结语：转型过程中的协同演进
碳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具有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特点，它既拓展出了一个规模上万亿元的绿色投融资市场，也引起了资产再定价、气候风险加大等深层挑战。2026年，绿色金融已经被全面纳入了国家战略体系当中，“十五五”期间会进一步完善碳足迹核算、环境信息披露、激励和约束等基础性机制的安排，给碳金融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主动把碳金融的思维放进自己的战略规划里，一方面要去把握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创新这些业务上的机遇，另一方面也要妥善地去应对高碳资产减值、气候风险上升等挑战，在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碳市场不断完善、金融科技被更深入地应用，碳金融将成为推动金融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力，最终让商业价值与环境效益达成协同，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牢固的金融支撑。
作者：李天野（赣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当前学术界对碳金融的研究多集中于碳市场交易机制、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等单一维度，较少从金融体系整体变革的视角系统分析碳金融对金融机构业务模式、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的全方位影响，尤其缺乏结合2024年以来最新政策调整与行业运行数据的实证梳理。鉴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披露的2024—2026年行业数据，从四个核心维度拆解碳金融重塑金融格局的内在逻辑，总结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金融机构转型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因此，本研究基于“双碳”战略背景，结合2024-2026年最新行业数据，从业务增长空间拓展、信贷结构深度调整、风险管理体系升级、金融数字化融合四个维度，梳理碳金融对金融业的影响路径，剖析其带来的万亿级绿色投融资机遇与资产搁浅、气候风险上升等深层挑战，并提出金融机构转型的协同路径。结果表明，碳金融已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资金中介向综合绿色服务商演进，未来需进一步完善碳核算、信息披露等基础制度，实现商业价值与环境效益协同。
二、战略导向下金融领域的变革
党中央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明确为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起步年，“双碳”目标的推进进入了关键阶段。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它在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自身也要同步完成结构上的转型，碳金融活动正从多个方面重新塑造传统金融业，包括经营逻辑、业务做法、风险格局等方面，一方面它给金融业带来了一个规模上万亿元的绿色投融资市场，产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资产再定价、气候风险提高此类深层难题，推动着整个金融体系朝着更绿色、更数字化和更精细的方向去升级。
三、金融领域在多个维度上的重塑和演进
（一）碳金融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空间
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绿色信贷在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里，已经成了增长最快的类型之一，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到，截至2024年末，六家国有大型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累计达23.8万亿元，增速比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更高。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6%，仅这一个季度就新增了3.29万亿元，其中，国有大型银行发挥着引领作用，建设银行2026年一季度的绿色贷款余额为6.6万亿元，中国银行为5.45万亿元。
围绕碳金融的产品创新还在不断涌现，把碳排放权作为质押的贷款、与碳表现关联的贷款、碳资产回购等新融资方式正在慢慢铺开。南京银行推出了将企业碳履约情况与贷款利率挂钩的贷款模式，到2024年末，南京银行上海市内15家分支机构累计落地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38单，质押的碳配额达27万吨，这类创新型产品已经在不少地方被成功复制和推广。
在中间业务拓展方面，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的财务顾问、碳排放核算咨询等，已经变成了银行新的收入来源，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银行系统去开展碳排放核算，随之而来的合规咨询需求快速增长，商业银行正从提供融资的中介，朝着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商转变。
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也在持续显现，2025年上半年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达到了4900.50亿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达90%，全年绿色债券的发行总规模突破了1万亿元，绿色金融债和绿色中期票据是其中的核心发行品种，为绿色项目提供了长期并且稳定的直接融资支持。
（二）碳金融迫使信贷结构进行深度调整
高碳排放行业的融资约束正在变紧，碳市场通过碳价格信号以及配额的约束，把高碳企业融资的成本直接抬高了，202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之后，全国的碳市场进入了法治化运行阶段，到2025年，碳市场已经扩展到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碳价上涨使得企业债务的风险溢价跟着上升，这就促使银行去收缩对高碳行业的贷款供给。
资产重新定价的风险突出，银行手里持有的煤炭、钢铁、石化等高碳行业的存量信贷资产，正面临着“搁浅”的风险，一部分与化石能源相关的资产很可能会丧失经济价值，进而引起金融机构的资产减值和损失，如何在支持实体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行业的核心问题。
信贷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的趋势还在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着银行把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上去。从2024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引导发放的碳减排贷款累计超过1.5万亿元，带动年碳减排量接近2亿吨；到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支持范围扩大到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三个大类，利率从1.50%降到了1.25%，这进一步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2024年末，该工具累计激励发放的贷款超过了1.3万亿元，到2025年三季度末，浙江省的碳减排贷款同比增长了23.8%，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大约为1247.4万吨，到2025年11月末，湖南省的碳减排贷款达到了365.3亿元，带动的碳减排量超过了700万吨，政策的引导效果持续展现。
（三）碳金融推动风险管理体系升级
气候风险已经从一种“外部性”的东西，变成了金融机构内部要面对的风险，这里面包括了转型风险，也就是政策变动、技术迭代让高碳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的风险，还有物理风险，即因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抵押物价值和项目现金流的风险，以及碳价波动的风险，当前碳价还没有被系统地纳入到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和贷款决策流程里面去，对这类风险进行量化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急需完善风险评估的框架。
银行需要建立一套新的风险评估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要把碳排放强度、企业碳足迹等指标纳入到客户评级模型当中，还要开发用来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工具，动态地去评估高碳资产的减值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这给银行去量化碳风险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依据，部分银行已经启动了覆盖煤炭、钢铁等重点高碳行业的气候风险专项压力测试，为贷款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支撑。
碳核算和环境信息的披露已经形成了合规方面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银行系统去识别、量化、管理与环境有关的风险，2026年，上市公司正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披露的阶段，要求把与气候相关的影响信息也披露出来，银行可以获取的企业碳数据质量明显地提高了，不过信息披露的成本和合规方面的要求同样变高了。
（四）碳金融促进金融创新与数字化的融合
碳金融在推动传统业务模式发生变革，银行不再只是资金的提供方了，而是逐步变成了碳资产方面价值的发现者与风险的管理者。拿江苏零碳园区建设来说，当地出台了专项的方案，鼓励银行去摸索“供应链金融+零碳”模式，它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又把上下游企业的产品碳足迹、碳减排成效给挂起钩来，从而推动整条产业链一起协同降低碳排放。
金融科技与碳金融深度结合，区块链技术让碳排放数据能够从头到尾被追溯，提升了市场的透明程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被用来构建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的模型，也让绿色项目的筛选得到了优化。某银行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完成了绿色信贷的审批和配置，审批的效率因此提升了40%。2026年，大模型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又进一步扩展开来，它能够协助识别“洗绿”“漂绿”的项目，生成企业的ESG评级，还能对气候风险发出预警，推动绿色定价走向市场化。
产品的谱系越来越丰富，从单一的绿色信贷正向着碳期货、碳期权、碳资产证券化、碳保险这类多元化的产品体系演进，2025年三季度，我国ESG公募基金的规模达到了5344.57亿元，同比增长了30%，成了绿色金融市场上一块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上海等地已经落地了转型中期票据、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等创新产品，覆盖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低碳转型需求。
四、结语：转型过程中的协同演进
碳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具有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特点，它既拓展出了一个规模上万亿元的绿色投融资市场，也引起了资产再定价、气候风险加大等深层挑战。2026年，绿色金融已经被全面纳入了国家战略体系当中，“十五五”期间会进一步完善碳足迹核算、环境信息披露、激励和约束等基础性机制的安排，给碳金融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主动把碳金融的思维放进自己的战略规划里，一方面要去把握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创新这些业务上的机遇，另一方面也要妥善地去应对高碳资产减值、气候风险上升等挑战，在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碳市场不断完善、金融科技被更深入地应用，碳金融将成为推动金融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力，最终让商业价值与环境效益达成协同，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牢固的金融支撑。
作者：李天野（赣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