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农商行、农信社密集关停数百家普惠金融服务站，引发业界关注。这场“减量提质”潮背后有何深层原因？中小银行转型路在何方？
　　近期，多地农商行、农信社陆续发布公告称，撤销、关停普惠金融服务站。
　　专家表示，这是政策导向、市场环境与银行经营转型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是农商行、农信社普惠金融告别粗放式铺点、走向“减量提质”的必然调整。
　　针对中小银行转型发展路径，专家表示，中小银行转型应遵循“本地化深耕+数字化赋能”的核心思路，同时构建“线上为主、流动补充、多方共建”的多元保障体系。
　　数百家站点密集关停
　　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起，山西、贵州、江苏、湖北等多省份已有数百家普惠金融服务站宣告关停，单家机构撤站规模普遍数十个，部分银行一次性关停超百个站点。从公开披露的公告信息来看，本轮撤站潮范围广、数量大，且主要集中在县域农村金融机构。
　　7月1日，贵州金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服务点网络布局，提高服务质效，该社将自2026年7月16日起，正式撤销辖区内73个普惠金融服务点。自撤销之日起，将不再办理任何普惠金融及助农取款相关业务，其业务办理权限同步终止。同日，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该行业务调整需要，结合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实际运行情况，现撤销部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山西是此次调整力度最大的区域。据不完全统计，6月以来该省已有保德、繁峙、神池、偏关、河曲、静乐、方山、五寨、岢岚等9家县级农商银行发布关停公告，累计撤销普惠金融服务站583个。其中，偏关农商银行一次性关停103个站点，河曲农商银行关停101个，岢岚农商银行分两批合计关停110个，保德农商银行关停74个，其余机构关停数量从十余家到数十家不等。
　　普惠金融服务站是金融机构或政府在乡村、社区等基层设立的物理服务点，旨在弥补传统银行网点覆盖不足，让居民可以就近办理基础金融业务。服务站通常提供小额取现、转账汇款、余额查询、代理缴费等服务，同时提供金融咨询、政策宣传。部分站点还整合了社保、电商等便民服务，向“金融+便民生活”综合服务体演变。
　　据观察，尽管此前也有部分银行宣布调整普惠金融服务站，但如此大范围、高密度同步关停的集中撤站潮并没有发生过。多重因素倒逼调整
　　关于选择关停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原因，有银行表示是为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服务点布局、提升运营质效；也有银行称是根据业务调整需要、结合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实际运行情况所作出的调整。
　　部分银行在公告中明确指出了关停的政策依据。保德、神池等农商银行表示，此举是为贯彻落实“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工作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作出的调整；繁峙农商银行则进一步指出，其行动依据为《山西省农商银行2026年营业网点减量提质工作方案》。
　　以山西省为例，早在2026年1月召开的山西全省农商行年度工作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要减量提质和“瘦身健体”，在推动法人机构和村镇银行减量提质的同时，重点围绕网点“瘦身”、人员配置、流程优化等环节做好“加减法”，全方位推动提质增效。
　　在业内人士看来，普惠金融服务站的收缩有其必然原因，考核指标的调整、不良率降低、中小机构合并等都是原因，“也是反内卷的一种形式”。
　　有地方区域性银行人士表示，政策导向、金融风险等都是普惠金融服务站关闭的重要因素。此类普惠金融服务站往往设置在农村、偏远区域，银行自身管理难度较大，且普惠金融服务站人员“身份模糊”，易滋生金融风险，导致普惠金融的不良率持续高企。
　　该人士称，过去，监管部门对于各类机构的普惠金融贷款投放都有严格的考核指标，一些银行不得不持续下沉，但随着近期相关考核标准的正式调整，意味着银行可以在普惠金融领域有更多的自主权。近两年来，国有大行凭借利率、成本优势持续抢占了不少区域银行的普惠金融市场份额，这给后者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多地银行集中关停普惠金融服务站，核心是落实“减量提质”导向，整治此前粗放扩张、盲目建站冲指标的乱象。市场层面，移动支付普及等因素令助农终端交易量持续萎缩，站点运维成本居高不下。中小银行主动压降无效运营成本，将资源投向优质服务场景，推动普惠金融从追求网点数量转向可持续、重实效运营。
　　“本地+数字化”重塑竞争力
　　针对中小银行转型发展路径，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利辉表示，中小银行转型应遵循“本地化深耕+数字化赋能”的核心思路：依托县域本土信息禀赋对接地方特色产业融资需求，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标准化数据风控体系，规模化投放小额信贷产品；同步嵌入乡村治理、基层民生服务等场景，构筑差异化竞争壁垒，统筹兼顾普惠金融的社会效益与自身经营可持续发展。
　　薛洪言表示，在渠道精简背景下，中小银行需摆脱对线下网点依赖，依托科技与本土资源重塑竞争力。一方面将线下节点升级为“金融+非金融”综合服务载体，围绕地方产业链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通过大数据简化线上授信、审批流程；另一方面避开同质化竞争，面向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推出定制化金融产品，推动普惠金融由“广覆盖”向“深服务”转型。
　　针对普惠金融服务站撤并后的金融服务接续保障，薛洪言表示，银行需构建“线上为主、流动补充、多方共建”的多元保障体系。比如，大力推广适老化改造的手机银行和方言语音导航，弥合数字鸿沟；对不擅长使用智能设备的群体，则建立流动服务车或“金融背包客”等定期巡回机制，确保上门服务温度不降；通过与村委会、供销社、邮政网点等共享共建，将基础功能嵌入高频生活场景，形成“数字+流动+共建”的立体化网络，保障乡村金融服务在站点撤并后不断档且更高效便捷。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背景下，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站关停的同时，农信社、村镇银行改革整合也在全面提速。经梳理，年内已有1756家国内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农村商业银行占比超过75%。与此同时，125家村镇银行已获批退出。
　　业内人士指出，机构“减量”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服务的“退坡”，而是普惠金融从“广覆盖”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阶段，有助于减少同质竞争，提高县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指出，我国农村金融的底层逻辑正在从“填补空白”转向“系统优化”。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只是“有没有机构”，而是机构能否稳健经营、能否真正服务本地、能否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持续支农支小。改革重点也从增加机构数量，转向优化机构质量、提升体系效率和风险管控。
　　普惠金融服务站的集中关停，既是中小银行“减量提质”的务实之举，也是农村金融从粗放扩张迈向精细运营的重要信号。站点虽撤，服务不能断；数量虽减，质量须提升。未来，中小银行唯有扎根本土、拥抱数字化，以“线上为主、流动补充、多方共建”的模式重构服务网络，方能在竞争加剧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从“广覆盖”到“深服务”，从“拼数量”到“提质效”，普惠金融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也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可持续的金融“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