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转型中制造业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的成因与化解路径
2026年07月15日
字数：2791
当前，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向制造业渗透融合。传统制造业引入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后，生产过程正朝着自动化、柔性化方向深刻变革。然而，技术迭代的加速与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给之间形成了显著的时间差。“设备易得、人才难寻”已成为制造业领域的普遍困境。据人社部数据，2025年底，仅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就达450万。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指出，人才发展的供需失衡呈现出“双重短缺”与“供给脱节”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分析智能制造转型中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的深层成因并探寻化解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
一、智能制造转型中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的现实表征
智能制造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并非简单的“数量缺口”，而是呈现“双重短缺”与“技能错配”叠加的复杂结构。一方面，高端领军型技术人才与一线高技能“数字工匠”同步紧缺。智能制造产线既需要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顶层人才，也需要大量能够操作、调试、维护智能设备的一线高技能人才。然而，当前两类人才的供给均显不足，这种“高端短缺、低端冗余”并存的局面，构成了供需矛盾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技能错配问题日益突出。《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指出，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接近3000万人。但比“数量缺口”更为深刻的是“结构性错配”——职业院校毕业生所掌握的技能与企业智能化产线实际所需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新入职技术工人往往需要6至12个月再培训方能胜任岗位。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长期各自为政，尚未形成面向智能制造需求的人才培养合力，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持续存在结构性脱节。
二、供需矛盾的深层成因分析
供需矛盾的生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技术变革、制度供给与社会激励三重因素交织共振的结果。
（一）技术迭代与技能形成之间存在“时间差”
智能制造的技术更新速度远快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周期。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在数月内改变生产线的操作方式，而一名合格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则需要两至三年。工业机器人普及、数字化车间建设等场景中，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编程能力和系统思维提出了全新要求——不再满足于单一工序的熟练操作，而是需要理解整条智能产线的运行逻辑。技术迭代的加速度与技能形成的长周期之间的“时间差”，构成了供需矛盾的技术性根源。与此同时，原有产业工人由于知识结构和技能基础的限制，难以通过短期培训实现向新岗位的顺利迁移，进一步加剧了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摩擦。
（二）教育培训体系存在结构性滞后
职业教育对智能制造转型的响应速度明显不足：一方面，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长期固化，教材更新周期落后于产业技术迭代三至五年，许多院校的实训设备与企业的智能产线存在代际差距；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在实践层面多停留在“挂牌合作”“顶岗实习”等浅层阶段，企业因担忧技术外泄和人才流失而不愿深度参与培养过程，院校则因缺乏产业一线的真实场景而难以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人才。政府、学校、企业三方权责不明，导致产教融合面临结构性障碍，制约了技能人才供给的质量提升。
（三）技能价值的社会认同与激励机制双重失衡
长期以来，传统“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使技能型岗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吸引力，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选择学历教育路径而非职业教育路径。与此同时，制造业技能岗位的薪酬水平、职业发展空间和社会声望等与其他行业相比缺乏竞争力，导致“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反复上演。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加快培养智能制造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但若技能价值的制度性回报与社会性认可无法同步提升，供给侧的“意愿不足”便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三、供需矛盾的解决路径分析
破解供需矛盾需要从人才培养的制度重构、企业主体功能的激活以及社会价值认同的重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重构面向智能制造的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院校应当主动对接智能制造的技术需求，建立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围绕工业机器人应用、智能控制、工业互联网运维等智能制造核心领域，增设新兴专业并改造传统专业课程，将数字技能、系统思维和跨工序协作能力纳入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加快实训设备的更新换代，引入企业真实产线的模拟系统，缩短课堂教学与岗位需求之间的能力断层。同时，健全“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机制，鼓励专业教师定期进入企业实践，将产业一线的技术动态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构建与智能制造岗位能力图谱相匹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真正实现“所学即所用”。
（二）强化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功能
企业不仅是技能人才的需求方，更应是技能形成的核心参与方。应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激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实训教学，将企业真实的技术标准和工作流程嵌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内部技能培训中心和学徒制体系，将技能传承与技术创新同步推进。在制度层面，需明确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权责边界与激励约束机制，使“育人”真正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额外的成本负担。2026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实施“战略领军”与“数字工匠”双轮驱动，并启动“新时代工匠职教体系重塑工程”，这需要政府配套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投入纳入税收抵扣范畴，从利益机制上激发企业育人动力。
（三）重塑技能价值的社会认同与激励体系
化解供给侧的“意愿不足”问题，关键在于提升技能岗位的社会吸引力和职业获得感。在制度层面，应完善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与薪酬激励机制，将技能等级与岗位晋升、薪酬待遇实质性挂钩，使技能型人才具备与学历教育同等甚至更优的职业前景。在社会层面，应通过舆论引导与制度设计的双重发力，逐步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技能光荣、劳动崇高”的价值共识。技能人才作为智能制造转型的直接承载者，其劳动价值理应得到充分尊重与合理回报。构建技能型社会，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系统设计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制度，打通技能人才从一线岗位走向技术专家和管理岗位的多元成长通道。
智能制造转型与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之间并非简单的“技术替代劳动”关系，而是相互赋能、协同共进的辩证统一。技术的进步最终需要由人来驾驭和推动，技能人才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着智能制造转型的深度与广度。化解当前制造业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既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深刻变革，也需要企业在育人环节的实质性回归，更需要全社会对技能价值的重新认知与制度保障。唯有在技术变革与人才供给之间建立起动态适配的良性机制，方能使智能制造真正成为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基金项目：202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浙江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技能需求的影响研究”(2025B092)。
作者：李亚丽(宁波财经学院金融学院)
一、智能制造转型中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的现实表征
智能制造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并非简单的“数量缺口”，而是呈现“双重短缺”与“技能错配”叠加的复杂结构。一方面，高端领军型技术人才与一线高技能“数字工匠”同步紧缺。智能制造产线既需要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顶层人才，也需要大量能够操作、调试、维护智能设备的一线高技能人才。然而，当前两类人才的供给均显不足，这种“高端短缺、低端冗余”并存的局面，构成了供需矛盾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技能错配问题日益突出。《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指出，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接近3000万人。但比“数量缺口”更为深刻的是“结构性错配”——职业院校毕业生所掌握的技能与企业智能化产线实际所需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新入职技术工人往往需要6至12个月再培训方能胜任岗位。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长期各自为政，尚未形成面向智能制造需求的人才培养合力，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持续存在结构性脱节。
二、供需矛盾的深层成因分析
供需矛盾的生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技术变革、制度供给与社会激励三重因素交织共振的结果。
（一）技术迭代与技能形成之间存在“时间差”
智能制造的技术更新速度远快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周期。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在数月内改变生产线的操作方式，而一名合格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则需要两至三年。工业机器人普及、数字化车间建设等场景中，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编程能力和系统思维提出了全新要求——不再满足于单一工序的熟练操作，而是需要理解整条智能产线的运行逻辑。技术迭代的加速度与技能形成的长周期之间的“时间差”，构成了供需矛盾的技术性根源。与此同时，原有产业工人由于知识结构和技能基础的限制，难以通过短期培训实现向新岗位的顺利迁移，进一步加剧了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摩擦。
（二）教育培训体系存在结构性滞后
职业教育对智能制造转型的响应速度明显不足：一方面，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长期固化，教材更新周期落后于产业技术迭代三至五年，许多院校的实训设备与企业的智能产线存在代际差距；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在实践层面多停留在“挂牌合作”“顶岗实习”等浅层阶段，企业因担忧技术外泄和人才流失而不愿深度参与培养过程，院校则因缺乏产业一线的真实场景而难以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人才。政府、学校、企业三方权责不明，导致产教融合面临结构性障碍，制约了技能人才供给的质量提升。
（三）技能价值的社会认同与激励机制双重失衡
长期以来，传统“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使技能型岗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吸引力，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选择学历教育路径而非职业教育路径。与此同时，制造业技能岗位的薪酬水平、职业发展空间和社会声望等与其他行业相比缺乏竞争力，导致“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反复上演。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加快培养智能制造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但若技能价值的制度性回报与社会性认可无法同步提升，供给侧的“意愿不足”便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三、供需矛盾的解决路径分析
破解供需矛盾需要从人才培养的制度重构、企业主体功能的激活以及社会价值认同的重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重构面向智能制造的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院校应当主动对接智能制造的技术需求，建立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围绕工业机器人应用、智能控制、工业互联网运维等智能制造核心领域，增设新兴专业并改造传统专业课程，将数字技能、系统思维和跨工序协作能力纳入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加快实训设备的更新换代，引入企业真实产线的模拟系统，缩短课堂教学与岗位需求之间的能力断层。同时，健全“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机制，鼓励专业教师定期进入企业实践，将产业一线的技术动态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构建与智能制造岗位能力图谱相匹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真正实现“所学即所用”。
（二）强化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功能
企业不仅是技能人才的需求方，更应是技能形成的核心参与方。应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激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实训教学，将企业真实的技术标准和工作流程嵌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内部技能培训中心和学徒制体系，将技能传承与技术创新同步推进。在制度层面，需明确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权责边界与激励约束机制，使“育人”真正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额外的成本负担。2026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实施“战略领军”与“数字工匠”双轮驱动，并启动“新时代工匠职教体系重塑工程”，这需要政府配套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投入纳入税收抵扣范畴，从利益机制上激发企业育人动力。
（三）重塑技能价值的社会认同与激励体系
化解供给侧的“意愿不足”问题，关键在于提升技能岗位的社会吸引力和职业获得感。在制度层面，应完善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与薪酬激励机制，将技能等级与岗位晋升、薪酬待遇实质性挂钩，使技能型人才具备与学历教育同等甚至更优的职业前景。在社会层面，应通过舆论引导与制度设计的双重发力，逐步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技能光荣、劳动崇高”的价值共识。技能人才作为智能制造转型的直接承载者，其劳动价值理应得到充分尊重与合理回报。构建技能型社会，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系统设计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制度，打通技能人才从一线岗位走向技术专家和管理岗位的多元成长通道。
智能制造转型与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之间并非简单的“技术替代劳动”关系，而是相互赋能、协同共进的辩证统一。技术的进步最终需要由人来驾驭和推动，技能人才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着智能制造转型的深度与广度。化解当前制造业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既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深刻变革，也需要企业在育人环节的实质性回归，更需要全社会对技能价值的重新认知与制度保障。唯有在技术变革与人才供给之间建立起动态适配的良性机制，方能使智能制造真正成为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基金项目：202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浙江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技能需求的影响研究”(2025B092)。
作者：李亚丽(宁波财经学院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