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新规落地已满一年，多家银行公示的合作机构名单大幅细化分层，部分存量平台被标注“仅存续业务”，行业正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合规运营。
　　本报综合报道 近期，浙商银行公告23家助贷合作机构，其中16家在备注栏标注“仅存续业务”，未来不再有新增业务、仅消耗存量业务的平台数量占比接近七成。这并非孤例，部分城商行也在持续压缩新增业务规模，对存量业务进行有序出清。
　　把助贷新规施行一年来各行披露的名单连起来看，合作机构数量下降是普遍趋势，不同银行的收缩力度差异明显，其中民营银行收缩幅度最大。
　　2025年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助贷新规正式施行，名单制管理自此成为银行助贷业务的硬约束。一年之后再看这份名单，披露更细、门槛更高，资源更向头部集中，行业关心的议题已经从“谁能进门”变成“谁留谁走”。
　　名单披露细化分层
　　多家银行在近期公布的互联网贷款“白名单”中，明确区分联合出资类、营销获客（或运营机构）类以及增信服务类不同平台的权责界限。
　　近期，浙商银行更新零售互联网贷款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截至9月30日，共计23家机构上榜，其中16家机构备注“仅存续业务”。例如，北海博锐信用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方向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互金新融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保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主体为“仅存续业务”。蚂蚁智信、度小满等头部平台仍在合作序列。
　　重庆银行也对助贷和共同出资两类业务作出明确划分，其中助贷类业务全部停投，仅保留风险共担的共同出资模式。9月15日，重庆银行官网上更新的内容显示：美团“生活费”、美团“生意贷”、京东“金条”三款产品，全部标注“已停止投放”；唯一保留的“微粒贷”被明确标注为“共同出资类（非助贷）”。对于参与各方的主要权利责任，重庆银行方面明确指出：“重庆银行作为贷款发放人之一，向借款人提供约定比例的贷款资金，收取出资份额部分利息，以及负责提供重庆银行出资份额部分利息收入发票、争议纠纷处理、贷后催收、诉讼等。”
　　此外，甘肃银行公示的18家合作机构中，联合出资类仅保留微众银行和京东盛际小贷2家，营销获客类则囊括了拍拍贷、分期乐、小赢卡贷、洋钱罐、好分期、豆豆钱等6家平台，另有8家融资担保机构承担增信职能。上海银行也明确不同互联网贷款产品的权责边界，该行普惠互联网贷款合作仅覆盖五大运营平台，且将合作主体严格区分为运营机构、联合出资机构、增信服务机构三类，每一类产品对应不同的权责边界。
　　银行公布的合作名单透露出银行优先选择保留客群基础扎实、可穿透管理的头部平台开展增量业务，中部平台不再新增贷款额度。
　　合作机构大幅减少
　　助贷新规实施一年来，银行合作机构“瘦身”已成为行业普遍现象，其中民营银行的收缩幅度最为突出。
　　比如，亿联银行的合作导流获客机构从2024年11月的56家锐减至2026年9月的10家，降幅超过八成，留存下来的主要是美团、度小满、乐信等头部平台。富民银行平台运营及增信服务机构从2025年9月的30家缩减至2026年9月末的13家，一年时间缩减过半。蓝海银行的收缩节奏更快，今年上半年68家互联网平台运营机构中已有40家标注“暂停投放”，到10月下旬最新公示的46家机构中，33家处于暂停投放状态，实际在营机构仅剩13家。
　　城商行阵营同样在收缩。兰州银行今年7月更新的名单中，12家营销获客平台和13家融资担保公司的合作状态全部变更为“停止合作”，相当于一次性清退了所有互联网助贷合作方。青岛银行管理层在中期业绩会上也明确表态，正在主动清退互联网合作类消费贷款业务，同步推出自营产品作为替代。
　　某民营银行互金业务负责人表示，“最直接的原因是监管准入门槛提高了。助贷新规要求总行统一准入、名单制管理，还要做尽职调查和持续评估。以前分支行或者业务部门就能定合作方，现在标准上收、流程变长，很多以前能合作的机构现在过不了总行的准入关。”
　　资金成本与分润空间的收窄是另一重要推手。上述互金业务负责人算了一笔账：“贷款利率上限受到约束，中间的息差空间本来就在压缩。助贷模式下平台要收取导流费、风控服务费，担保公司还要收取担保费，层层分润后银行拿到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不成正比。与其薄利甚至亏损做规模，不如主动缩减，把资源投向收益风险比更高的业务。”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助贷领域马太效应加剧，头部互联网平台机遇增大，不同类型的银行的影响存在差异。拥有较好自营能力及客群基础的银行，共同出资模式带来的风险成本下降，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冲抵分润端压力，综合成本未必显著上升；而高度依赖外部流量、自营能力不足的区域性银行可能面临双重挤压：退出助贷后自营获客与运营成本超出平台渠道，而其与留存头部平台的合作议价筹码减少，或存在成本上行压力。
　　此外，属地化经营约束也迫使部分区域性银行收缩互联网贷款业务。多位业内人士提到，地方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受到严格限制，通过互联网平台全国获客的模式与属地监管要求存在冲突，不少城商行、农商行因此主动压降异地助贷业务，转向本地场景和自营渠道。
　　行业转向自营深耕
　　名单管理的收紧，有清晰的制度背景。
　　2025年4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总行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披露并及时更新，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合作，新规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施行，要求贷款人逐项列明息费项目及收取主体，国有六大行及多家股份制银行已于7月31日集体公示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2026年9月30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施行，对助贷营销环节作出进一步约束。
　　三项制度在一年内相继落地，助贷业务原有的成本结构和盈利模型面临调整。
　　名单还承担着面向消费者的功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此前发布的《关于警惕助贷合作平台不法行为侵害的风险提示》明确，消费者应关注平台运营机构是否在其合作的持牌金融机构公布的名单之内，如不在名单内，需谨慎开展信贷合作。白名单由此成为公众识别合作机构真伪的直接依据，有助于压缩名单外机构仿冒持牌机构开展业务的空间。
　　对于后续走向，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认为需要关注三个问题：其一，停止新增合作不等于存量风险出清，标注“仅存续业务”的机构对应的贷款余额仍需贷后管理与合规催收，处置周期可能长达数年；其二，目前各行名单披露的口径、频次和详略程度不一，部分地方性银行至今未公开名单，披露完整性有待提升；其三，对中小银行而言，收紧助贷合作后，零售信贷增量需要更多依靠自营获客和自主风控承接，能力建设的速度将决定其零售业务的缺口能否弥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平台方面发布的数据侧面反映了银行互联网贷款规模减少。2026年二季度，小赢科技贷款撮合量同比下降约70%，嘉银科技贷款交易总额同比下降约74.4%。这些平台的资产端大幅萎缩，对应的是银行侧新增合作的急剧收缩。
　　银行在消化部分互联网存量业务之后，增量业务能否填补助贷存量消化后的缺口？苏筱芮表示：“银行消化与互联网机构合作的存量贷款之后，零售贷款的业务增量并未消失，其来源正从外部合作获客切换为内部自营建设。这种能力切换的进度条因机构而异，大行与本地深耕型城商行能完成相当规模的衔接过渡，但曾经依赖跨区助贷的中小银行，在属地化经营强化的背景之下，零售信贷短期内存在实质性缺口。”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部负责人胡煦认为：“对民营银行和城商行而言，压降合作只是调整的起点，真正的挑战是补上自主获客和风险管理能力，同时管好存量资产。”
　　助贷新规落地已满一年，行业从过去“靠外部平台冲规模”的粗放扩张阶段，全面转向名单制精细化合规运营的新阶段。部分存量合作机构被标注“仅存续业务”不再新增投放，本质上是银行主动压缩风险收益比失衡的助贷规模，把资源从层层分润的外部导流渠道，逐步向自营获客、自主风控的内生能力建设转移。后续行业马太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少数头部合规平台将获得绝大多数增量合作份额，而此前高度依赖跨区域助贷获客的中小银行，必须在属地化经营框架下快速补齐本土场景深耕能力，才能填补助贷存量出清后留下的零售信贷缺口，避免业务出现阶段性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