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末，央视曝光医生回扣占药价三四成的新闻播出那天，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赵启平（化名）的微博上，批评咒骂如潮水般涌来
    在这条微博里，赵启平承认自己收过回扣，但指回扣并非药价高企的原因，表示自己作为医生希望堂堂正正赚钱，希望医改能真正实现患者医生政府共赢，而不是一味压榨医务人员。
    “从上班第一天起就看到周围人都收红包，没有人说这是不对的，潜移默化中医生就在心理上认可了这种行为。”赵启平回忆道，自己回扣收得最多的一个月有4万元收入，远超他当时的正常工资。
    不光是医院自负盈亏需要以药养医弥补财政补贴的不足，药企和药品流通部门也赖此生存。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药品同质化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争夺数量有限的具有处方权的医生，给予小到礼品大到回扣的行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流行。
    在入行8年的河北医药代表小月（化名）的回忆里，那也是药代们的黄金时代。例如出厂价0.6元的某药，北京中标价为11元，高达十几倍的利润空间极大刺激着“药代”攻克医院的热情。
    赵启平拿到处方权的第一个月，回扣就来了。月底，不同公司的“药代”将一个个信封交到赵启平手里，里面是新簇簇的人民币。信封上用内行才看得懂的文字记录了某种药的用量，回扣数额即数量乘以售价的20%或更多。
    出乎赵启平的预料，第一笔回扣几乎与当月工资一样多，他喜忧参半。开药来钱的快捷丰厚与诊疗的艰苦穷困形成鲜明落差，赵启平第一个念头是把这笔钱换算成了要看多少个病人、值多少个夜班。在当时，赵启平看一个病人的诊金是4.8元，夜班一次35元。
    像是一种行规，不同的“药代”心照不宣地给出同样的返点，于是在赵启平看来，开哪家的药都没区别。既然怎么开药都有回扣，赵启平索性不理会这些，只要不多开药就行了。久了，赵启平甚至可以参照自己和同事的看病量，推算出同事是否多开了药以及多赚了多少回扣。
    2016年8月，赵启平这种生活状态开始被打破。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组织GPO上线，负责全市公立医院临床常用药品的统一采购工作。
    当月赵启平的回扣就减少了近一半。小月坦率地告诉记者，“目前给医生的回扣比例未变，但售价低了给到医生的自然少，‘药代’收入也在降低。”
    在成为执业医生的第九个年头，赵启平承认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也是体制不完善的受害者。行政定价导致医疗服务市场价值被长期低估与药品回扣的内在隐秘联系，让他对改革早日到来充满矛盾。
    （摘自《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