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收藏家韦蔚编写出了《近代收藏家名录》计300人，虽不全，却给人们研究中国收藏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在近现代尤其是民国时期，我国精英层面由官、商、仕组成的结构非常明晰，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有167人之多，文人是收藏的半边天。
    由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实：一是文人在当时收入颇丰，买得起文物和艺术品；二是文人之间的交流频繁；三是当时的文物艺术品确实便宜，不少教授、画家可以跨过资金的门槛成为收藏家。
    这么多的文人进入收藏队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藏水准。比如吴湖帆、徐悲鸿先生，因为收藏品丰富，一则为国家抢救了很多文物;二则由于他们的研究和学识，鉴定了真伪，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见解;三则也为他们成为大画家提供了艺术涵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重建，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赠、转让和贡献。
    问题是，如今的艺术市场价格暴涨。以2011年为例，拍品均价30多万元一件，哪里还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因为它会使收藏界的结构单一，人文气息和素养下降，逐利性上升。
    （摘自3月2日《解放日报》祝君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