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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正值16周岁。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
潘际銮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
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抢救历史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三所校风迥异的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据梅祖彦回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中牺牲。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百年陈酒
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联大学风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的例子。
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王希季当年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而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感慨。张渺
潘际銮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
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抢救历史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三所校风迥异的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据梅祖彦回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中牺牲。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百年陈酒
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联大学风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的例子。
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王希季当年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而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感慨。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