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将近100年前，南方的缶翁（吴昌硕）隔空骂了北方的白石老人。当然，白石老人是没底气骂回去的，悄悄刻了一方章子“老夫也在皮毛类”聊以解嘲。当时没有互联网，但这事在中国文人圈传了个遍。那时候的文化人讲究文雅，用的是“学”，于是，学没学？怎么学的？学得好不好？成了近一个世纪的画坛课题。
　　100年后，西方的希尔文隔空骂了东方的叶帅，今天有了互联网，不到1天就在全世界传了个遍。这时候直接用的“抄袭”，因为作品“像”得很直接，两边一对比，一目了然，叶帅自然也是没底气骂回去的。
　　实际上，临仿一直是艺术史上常用的创作手法，也是艺术家学习进步的手段，比如明沈周、董其昌，清四王都仿过大痴山水，而且以仿为傲，习古为荣。西方艺术史中的临仿也是传统，文艺复兴三杰中最年轻的拉斐尔就仿过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也毫不避讳对前辈的尊崇。而至现当代艺术阶段，“挪用”更是常用创作手段，杜尚给《蒙娜丽莎》画上胡子，成了艺术先锋；蔡国强过去挪用《收租院》，最近挪用庞贝古代雕塑，依旧不影响对于他艺术创造力的评价。从崇古尊古，到借古成今，实际上是身份和时代的悬殊，一位名家不会指责初学者抄袭，经典的当然不会指责当代的抄袭。所以，这一般被视为“学习”。
　　所以，“学”得够古代、够经典、够知名、够自我、够坦诚，都基本不会被冠上“抄袭”的帽子。当然，在当代艺术范畴，“够自我”和“够坦诚”是最值得尊敬，却不容易的事。
　　这次的“抄袭事件”，叶帅被指“抄袭”希尔文的作品，均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希尔文介绍说自己1996年7月就已第一次发现有一个中国艺术家“抄袭”他的作品，并且对比他自己的作品是“大失水准”的。这也让许多网友质疑，为什么时隔30年，他才向媒体披露。最初刊载的报道特别指出，叶的画作在苏富比、佳士得等拍卖行的售价可达40万欧元，相较希尔文目前的市场价格高出了40倍之多。这种悬殊的差距，或许也是令希尔文如此愤懑不平的原因。而当时的媒体特意将双方价格作为醒目标题进行刊载。这也被叶的中方代理商认为是希尔文此次曝光的目的在于“钱”的理由。希尔文在后续的采访中回复了这一看法，“我（对钱）不感兴趣，我不是为了钱，而是基于原则”。
　　实际上，作品进入市场后，艺术家本人对作品的可控力微乎其微：什么时候出现在市场，被什么藏家收藏，价格高或低，涨或跌，都基本是市场行为。我们仅从相似的作品来看，希尔文与叶帅作品的价格差，确实令人唏嘘——市场、藏家们是不是也该反思，好好擦亮眼睛，抛开背后的运营和名利，真正用作品来说话？
　　曾几何时，“山寨”是中国文化创新不愿回望的“切肤之痛”，人家有咬一口的苹果，我们就有咬一口的鸭梨。这种简单的抄袭，快速的获利，确实是会上瘾的。但是，现在我们会悄然发现，“山寨”这个词语已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这与知识产权与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渐健全相关，与消费者群体的品位成长有关，更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文化自信的大环境相关——这是几十年的积淀，不可能一蹴而就。
　　不会走，不可能跑，更不可能一步登天飞起来，我们要给予一定宽容，让人在模仿之中学习，庆幸一些艺术家在“学习（抄袭）”的路途中没有迷失，走出了真的自我。那熙熙攘攘的市场一同营造出来的“皇帝的新装”，这块遮羞布迟早有一天会被揭掉。能保持清醒吗？这需要创作者们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周懿